“同光体”的侧面
张煜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同光体诗人的政治立场，通过陈衍弟子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颇可一窥究竟。即对光绪皇帝抱持同情的态度，而把清皇朝的覆灭归咎于慈禧的专权。从甲午战争因挪用军款造颐和园导致的失败，到戊戌变法的夭折，乃至庚子之变、珍妃之死、光绪帝的暴亡，以及同光朝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之死、同治帝因被权力架空而纵情冶游、光绪帝婚后之不喜隆裕、慈安之死等，均与慈禧有关。其间又交织着清流与浊流、帝党与后党之争。这种立场，一直延续到陈寅恪先生《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
同光体诗人的文化立场，与晚清两位介绍西学最力的翻译大师林纾、严复也甚为接近，林、严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同光体闽派比较边缘的人物。林纾一生翻译西洋小说上百部，而晚年谒陵达十一次之多，念念不忘故主，论功名不过是个举人，也从来没有出任过清王朝的官职。以一人之力反对新文化运动，犹如唐吉诃德大战风车，并致书北大校长蔡元培，指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为“覆孔孟、铲伦常”。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态度，与同光体诗人有相通之处。严复早年留学归国，思想明显偏于西学，并批判科举。但晚年的严复思想越来越回归孔孟之道，并斥卢梭所谓“自由”为历史中所无，斥西方文明为“利己杀人，寡廉鲜耻”，这种转变，颇为耐人寻味。
陈衍诗论，多有对于湖湘派的诋讥。其实湖湘派是同光体登台之前最有影响力的旧诗派，同光体代表诗人陈三立早年与湖湘派多有交往，郑孝胥早年也志在汉魏六朝诗，沈曾植标举“三关”说，其中即包括元嘉。湖湘派的后学与同光体更是多有交往与互相学习。诗界革命派代表人物黄遵宪，也与陈三立交情甚笃。其实黄一生讳言“革命”二字，他的诗学观也更倾向于继古开新。诗界革命由梁启超提出，远没有小说界革命成功，1905年前后已然走向衰歇。入民国前后，梁启超还向陈衍学诗，并以《庸言》杂志为阵地，连载《石遗室诗话》，为同光体作宣传。
桐城诗派无论在诗学渊源还是文化立场上，与同光派最为接近，甚至有学者（如钱基博、钱仲联）认为同光派导源于桐城诗派者。桐城诗有三个高峰，分别为姚鼐、曾国藩与范当世。姚鼐论诗熔铸唐宋，正为此后同光体所取法。曾国藩不但是桐城文派中兴的重要人物，也是宋诗派的重要倡导者。范当世则更是身兼同光体、桐城诗两重身份。他与陈三立是儿女亲家，妻子与桐城殿军姚永朴、姚永概也是兄妹关系。身处晚清末造，桐城诗人在如何保存国学、应对西学方面，与同光体诗人多有共同的忧思，如吴汝纶访日后之观感。体现在诗歌方面，如姚永概的代表作《方伯岂、仲斐招游天坛，观古柏作歌》，通过吟咏古柏，来寄托易代沧桑之感，及传统文明之生生不息，同光体诗人也多有同类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