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狩获麟”：《春秋》之“末”？书写之“始”？
李纪祥 台湾佛光大学教授
本报告主要从阅读理论与书写学的角度切入，关于古老的中国经典《春秋》提出下列问题：作为“阅读者”的“阅读”而存在的《春秋》之“末条”，是否便是作为“书写者”的“书写”之“停笔”处？
韩愈（768-824年）曾经写过一篇《获麟解》，他的疑问是：“麟”存在吗？在《春秋》文本首尾横跨两百四十二年的时间长度中，整部经文中对“麟”的书写只出现了一次，而且只在整部《春秋》之“末”现身一次：“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麟”是《春秋》的最后一笔。
在“历史”的作用下，今日，我们已经看不到孔子在案前的写作，在汉代尚存在的《春秋》单行文本，今日也无法目睹。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叙）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在汉世，不惟《春秋》是“单行本”，三《传》亦是单行本；或者说，加上了《邹氏传》的“四家”也都是以“单行本”的文本姿态传学于世。后世及今日所能得见的《春秋》普行本，已是与三《传》合成为一部“书”的“经传合本”形态，这种历史变化造成的影响，首先冲击到“所谓《春秋》”的所指所称，已经不是最初所称“《春秋》”时的“单行本”样态。
幸好，作为“三《传》的《春秋》”，大体皆近同，三《传》本所异者，主要还是表现在《春秋》作为“经文”的解释性上。现存《春秋》经文中，呈现出《左传》与《公》、《谷》两传的大异者，主要在经文之末条于何时结束上，迄今所流传下来的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本子中，所保留的《春秋》文本，其“经文”是在鲁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这条上结束。对此，杜预有其说，曰：“孔子卒。孔子作《春秋》，终于“获麟”之一句，《公羊》、《谷梁》经是也。弟子欲记圣师之卒，故采鲁史记以续夫子之经，而终于此。丘明因随之而作传，终于哀公。从此已下，无复经矣。”
可见，依杜预之意，《左氏》的“经”还是与《公》、《谷》者相同。《左氏》与之不同者在其有“续经”；“续经”非孔子之经，“续经”系弟子有意将“经文”在“孔丘卒”的时间作为整部经文的“末条”，来成就其意义，故以“孔丘卒”书之而“大记其先师之卒”！
熟悉中国经典形制的人其实都知道，无论是《春秋三传》中的“经传”、还是章怀太子注的《昭明文选》、或是王逸章句的《楚辞》，其实是以“传先于经”、“注先于经”的方式在作更深一层的阅读与理解，亦即首先是追随与遵循“传”来进入“经”、或是先以“注”为基础才能进入《文选》、进入《楚辞》。究竟“经传合成性”的本质是“经先于传”抑或是“传先于经”，即便专就“阅读”层面而言，也不是那么简单，不能“从一”而论。
在历史场域与传学播世场域的交迭中，不仅是历史文本可在阅读者出生之前便已先行在世，而阅读者在理解位置上也自有自己掌控下的“本文”、“经文”。现下，我们也将以“阅读者”的姿态切入这一文本的千年大洪流中，无论那一种本子都显示着，“三传的经文/《春秋》文本”的“末条”，是在“西狩获麟”处进入“阅读”的“眼界”而作为“结语”的。这是孔子千年前在案前刻意安排了这样的文本叙述的形态，让我们在案前打开《春秋》文本时，看到的“结语”是“西狩获麟”。为什么文本要在这里“结束”？文本的最末一条的最后一字是“麟”，最后一词是“获麟”，这是何义？是“谁”获麟？为什么要在这里“结束”？我在开头提出的问题依然难以解答。（朱小巧 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