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音韵学家和方言学家李荣先生强调，汉语方言有两个特点，即一致性和多样性。如果以长江和京广铁路为线，那么其东南地区内部分歧很大，但北方官话一致性较强。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把汉语方言的横向区域考察与纵向历史比较有机结合，以为南方方言较古老，而北方方言趋向于创新。本报告拟从汉语方言一致性与多样性兼具之特点出发，把传统音韵学研究与中国思想史、文学史、制度史相结合，考察中国在国语教育推行之前，古人读书生活中的语言制度问题。

 

本报告从四个方面对此加以论述，首先是对语言污染的恐惧问题，即如何看待所谓“八代之衰”。古人认为唐虞夏商周是圣人的时代，当时的语音、思想和制度是古人心目中的至高理想，应当作为后代追求的典范。但是秦汉以降，上古的“中原雅音”受到污染，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所说：“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南方和北方的语音都受到了污染，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五胡乱华与佛教东传。面对这种情况，中唐以后韩愈等人发起古文运动，试图恢复中原雅音，这与其重建道统的愿望相一致。在此背景下，宋元官韵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宋真宗之前，1008年所修《广韵》继承陆法言的《切韵》，服务于文人的诗赋创作，体现唐代学风。第二阶段为宋仁宗时所修《集韵》，为经学服务，体现宋代经学复兴以后之学风。第三阶段为南宋所修《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元代《古今韵会举要》及明代《洪武正韵》，这些韵书有着强烈的理学色彩。因此韵书不仅是字典，更体现了历代学者对语言的想法，由是可以管窥学术史之演变。

 

其次，关于所谓“吴音”的问题。唐代李涪在其《刊误》中称“吴音乖舛”，认为陆法言《切韵》韵部划分依据吴音，甚不合理。他认为洛阳居天地之中，“秉气特正”，应以洛阳音为标准音。李涪如此反感“吴音”，是由于其时北方语音已产生变化，《切韵》中划分的一些韵部合于南方人语音，而北方已不能区分，因此不利于北方人在科举考试中律诗律赋之创作。至宋代科举考试变律赋为经义，北方音变可能在其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三，南宋时士人要求恢复中原雅音，即汴洛之音，因为汴洛居于“土中”，故其音最正。但其时士人已经无法真正到达汴洛，同时他们认为当时的北方话已经受到了外夷之污染，因此他们要恢复的“中原雅音”只能是想象中、理念中的中原音。南宋虽然丧失了中原土地，但在士人心目中仍然代表正统之所在，其对“中原雅音”的追求乃是正统性的体现。

 

最后，元明时代的标准音，至少从朝廷方面来说，仍然是北方官话。史载明英宗出于沟通上的便利，更倾向于重用北方人。然而至民国初，章太炎提出应以河南南部、湖北北部方言为国音。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王力先生则特别提出北京话的重要性，以之为标准音。这些观点都与意识形态要求有一定关系。因此纵观历史，可以看出语言标准、语言制度其实都与整个思想史、文化史密切相关。

 

(韩艺丹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