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学的汉籍善本

 

大木康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教授

 

在日本，图书可分为“洋书”与“和汉书”。其中，“和汉书”是指“和书”与“汉籍”。“和书”是日本人自己写的书，“汉籍”则指“中文书”。而“中文书”再按时期划分，既有清代以前的“旧学书”，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又有民国以后的“新学书”，采用新的分类法。在日本，如今“汉籍”主要是指“旧学书”这部分。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总合图书馆、文学部是藏有汉籍最丰富的三个地方。

一、东洋文化研究所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创办于1941年，其藏书基础，源于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的旧藏，以及大木文库、双红堂文库、仓石文库、夕岚草堂文库、两红轩文库、近藤文库等。将来，东京大学所有的汉籍都放到东洋文化研究所统一管理。其所藏汉籍有代表性的有：

1、明刻本《萧曹遗笔》

半叶9行，行20字，单鱼尾，白口，左右双边，天头有评语。卷尾有牌记，上刻“金陵原板刊”。该书乃是为讼师打官司撰写状纸、熟悉案牍用的指导书籍，清代也多次新刊新编。东京大学所藏是明万历二十三年刊本，为目前所知最早的版本。此外，中国国家图书馆也藏有一部明万历本。

2、南宋刻本《仪礼经传通解》

半叶7行，行15字，白口，双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记刻工姓名。前三十七卷系南宋嘉定十年刊本（最早刻本），续二十九卷系嘉定十六年刊本，间有阙卷以元、明递修本补配，为傅增湘旧藏。此外东京大学还藏一南宋残本第17卷。本书台北“中研院”亦藏有南宋刻本，然较多为补配。

3、南宋刻本《重校添注音辩唐柳先生文集》

一卷残本，半叶9行，行17字，白口，单鱼尾，版心刻“柳文卷几”，下记刻工名。该书是柳宗元的文集，“重校添注音辩”指后代重校重刻，汇集诸家的注释与音辩一同刻入。目前仅台北“中央图书馆”存有宋本，其中有八十余页为补抄。广东省博物馆有三卷残本。

4、宋刻《咸淳临安志》

五卷半残本，半叶10行，行20字，左右双边，白口。宋代有《临安三志》，其中《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皆亡佚，仅有《咸淳临安志》存世。宋刻《咸淳临安志》是现存中国方志最早者，国内只有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有藏，但都是残本。日本除东京大学外，只有静嘉堂文库藏有一部，是皕宋楼旧藏，凡八十卷为宋刻，另十余卷为补抄。总之，所有四家藏书都不是宋代全本。

5、《文公家礼》

据称为宋刻残本，仅存三、四两卷，半叶7行，行14字，双鱼尾，左右双边。上钤有“毛晋之印”“子晋”两方朱印，故知是明末著名藏书家毛晋汲古阁旧藏。朱熹《家礼》一书，版本较多，然而杨复、刘垓孙注本，国内只见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有元刻本。

二、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

东京大学创办于1877年，1886年更名帝国大学，1923年关东大地震对学校造成极大破坏，图书馆也被毁。地震前，图书馆共有755821册图书，其中较有名的是江户幕府第8代将军德川吉宗从中国购来的9995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初印本）。该书原藏于江户幕府的红叶山文库，但之后被明治天皇赐予帝国大学，不幸在地震中被毁。当时帝国大学还有一个白山黑水文库（指长白山、黑龙江），存有满洲相关材料，如今也不复存在。

所幸，在地震过去两星期后，国际联盟做出了一项“图书复兴援助决议”。1923年11月１日，来自美国的第一批图书送到东京。次年6月，英国援助文员会也送来了一批图书。帝国大学图书馆由此开始“复兴”之旅。

1995年，东京大学举办了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所藏汉籍的展览，并由我编了一本目录《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的汉籍及其旧藏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葵文库、鸥外文库、青洲文库等文库的并入。比如南葵文库，由纪州侯世子德川赖伦捐献25330部、96101册图书而成。南葵文库藏书丰富，除了德川家的藏书，还有明治时期汉学家岛田重礼、依田学海等人的旧藏书等。对学校图书馆的汉籍扩充做出了很大贡献。

1、明刻本《朱子语类》

明成化九年本，共一百四十卷，原为南葵文库收藏。此书虽是明本，但是按宋本翻刻，又是钱谦益旧藏，十分珍贵。还有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朱子学家林罗山等的识语。

2、南宋刻本《元氏长庆集》

原为青洲文库收藏。半叶13行，行23字，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此刻本是南宋乾道四年，洪适在绍兴刊刻。傅增湘曾在日本的静嘉堂文库见过一个同样版本的残本，日本学者森立之在其《经籍访古志》中所记赐芦文库藏本亦是残本，可见宋本流传不易。

三、东京大学文学部

东京大学文学部的中国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哲学（如今叫中国思想文化）、东洋史、中国文学三个学科。由于这三个学科从1877年东京大学创校以来就存在了，所以藏书很多，还幸免于关东大地震。三个学科共同设置了一个专门存放清代以前汉籍的机构——文学部汉籍中心，且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其中存有不少善本，如明刻本《万锦情林》、明笑话集《绝缨三笑》，目前看来很可能是孤本。

 

（陈  拓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