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外交机构

朱溢  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在帝制时代，与周边政权的交往牵涉众多官僚机构，既有负责决策和具体执行的中央衙署，也有因为邻近边境而肩负一定对外交涉职责的地方官府。自从汉代以来，尚书主客司（曹）和鸿胪寺逐渐成为外交领域的枢纽，尽管其他机构也承担了一定的外交职能。然而，到了北宋，官僚制度整体架构的演进、周边局势的深刻变化，都影响到了外交机构的构成和运作。除了主客司、鸿胪寺的职能有过变动外，还有新的机构生成。本次报告试图从整体上探讨北宋外交机构的动态变化过程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之处。

从官僚体制来看，唐至北宋时期经历了重大变化，这一历史洪流不可避免地波及外交领域。进入中晚唐之后，“三省六部”制遭受重大冲击，更具行政效率、更能贯彻君主意志的“使职差遣”制在行政系统中占据了主流。宋代在形式上保留了三省、六部、九寺、五监，但是其权力几乎彻底空心化，官衔只是确定官员品级、待遇的一个标准，国家的实际行政通过临时差遣推行。主客司、鸿胪寺虽然存在，实际上却并不负责外交事务，对外交往主要由国信所、都亭驿、都亭西驿、礼宾院、怀远驿负责，这是差遣制度在外交领域的体现。北宋后期的官制改革试图重建以《唐六典》为蓝图的机构体系，“三省六部”制由此恢复，主客司、鸿胪寺得以实体化，但是国信所等机构依然在外交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信所等几个外交机构的设立和长期存在，固然有官僚体制演进的影响，同时也是宋朝应对澶渊之盟后国际局势的结果。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宋朝无法独占天下秩序中的中心位置，只能与契丹对等交往，共享宗主国地位，如何处理与契丹的关系成为宋朝对外交往的重中之重。西夏给宋朝带来的麻烦更甚于契丹，从李继迁反宋开始，宋、夏之间进入了长期战争的状态，元昊称帝后，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对西夏采取怎样的政策，始终是北宋朝廷争论的一个中心话题。北宋不得不重视西夏，但又不愿与之平起平坐。到了北宋后期，与高丽恢复交往之后，朝廷还用高丽来牵制和抗衡辽朝，故而不断提高高丽的地位，使高丽获得了与辽近乎一样的待遇。除了这三个最重要的周边政权，宋朝还要应付其他国家，以此来经营自己的天下秩序。

国信所等机构在北宋的出现和长期存在，与此前此后的朝代主要由主客司、鸿胪寺管理外交事务的情形皆有不同。这里既有官制整体演变的因素，也有国际格局的驱动，其中后者是主要的推动力。北宋面临的空前复杂的周边形势，造就了北宋在外交管理上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