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中国研究和中印研究：现状与前景

沈丹森（Tansen Sen） 纽约市立大学教授

印度对中国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1805年在孟加拉兴起的汉语学习，这与当时传教士的活动和殖民统治计划有着密切关联。为满足这一学习需求，1910年加尔加答大学开设了汉语及文学课程， 1925年，国际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1937年，在国民党的资助下，谭云山先生在国际大学设立了中国学院。此后，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也相继开展起中国研究。但随后的二十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尽管有福特基金支持的研究项目，但学者对中国研究的热情逐渐消退，直到进入80年代后新的研究中心得以开设，但总体的教学研究水平仍低于国际学界标准。

目前印度学界关于中国研究的现状并不很乐观，问题主要来自三方面：其一是1962年的中印冲突直接导致了中国学院的衰落，致使中印双方学者的交流陷入停滞状态。其二是印度高等教育体制和架构问题；印度高等教育体制对课程设置有十分严格的限制，学者几乎没有机会从事跨学科研究。其三是缺少印度政府和商业团体的支持。因此，印度的中国研究现状较为惨淡，绝大多数印度人对中国了解甚少，于是媒体利用歪曲事实或片面的新闻报道对民众认识进行决定性的操控，而这最终导致了中印关系的紧张局势。

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是中印研究。首先，需要厘清中印研究这一概念，中印研究主要包括对中印两国交流及其关系的历史及现状的研究和中印两国的对比研究，基本研究方法是充分利用两国数据资源进行分析对比。研究关注点有四类：（一）关注二十世纪前中印往来，集中于研究佛教传播的联系；（二）在地区和全球语境下，关注中印双方矛盾及为恢复友好关系所做的努力；（三）关注中印两国崛起及其全球影响，主要着眼于经济和生态政治方面的影响；以及（四）致力于传播“中印大同”（Chindia）理念的研究。

泰戈尔创办的中国学院

中印研究大体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自1900至1930年在泛亚语境中诞生，到1930至1960年中印交流往来的多层面研究，再到1960年至80年代期间对中印冲突及边界问题的研究，而后至今转向对经济、战略、国际生态政治、竞争关系及“中印大同”的关注。第一阶段的泛亚时期，中印曾被视作一体，即出现了“中印大同”理念的雏形。期间出现的著名学者和政治家有梁启超、泰戈尔、沙畹、陈寅恪和Benoy Kumar Sarkar等，以研究佛教交流为主。此外，康有为和Sarkar的游记中也有大量对中印宗教文化交流的思考。1930至1960年是抗日和后殖民时期，这一时期学者在泛亚时期取得的成果基础上继续开展研究，代表学者有谭云山、尼赫鲁和戴季陶。随后出现了中印研究这一学术领域，代表学者有西勒万·列维、季羡林、林语堂、金克木等，学术期刊《中印研究》也正式创刊。这一时期出现了涉及中印交流中除佛教以外其他方面的研究著作，主要有伯希和和冯承钧的作品。此后1960年至80年代中印冲突期间出现了研究军事冲突和边界问题的著作，还出现了讨论西藏地位问题的作品，代表学者为阿拉斯太尔·兰姆。此外还有中印政府间交换文件和两国早期往来的研究作品，比如季羡林、黄心川和梅维恒的著述。至此之后转向对全球经济和生态政治问题的关注，包括中印两国崛起的意义、两国间持续的竞争等。其中也有刘欣如、船山徹、王邦纬、陈金华、Daniel Boucher等学者重新审视中印早期往来史，还有回归泛亚研究时期对“中印大同”的研究，其代表学者有Jairam Ramesh及Tagore-Tan 团队等。

林语堂 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

尽管历时一百多年，中印研究在学界仍未成大气候。不少研究，特别是近年来的研究，通常存在方法论上的问题，且没有平衡处理研究对象。中印研究作为学术领域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合理的理论建构和明确的方法论指导。也应当开设更多的博士生项目传授这些研究方法，以便在研究生阶段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学术训练。（陈宁阳  摘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