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经世与地方知识：道光《遵义府志》的编纂及特色

伍国  美国阿勒根尼自由文理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文史研究院访问学者

西方有关贵州的研究 ，通常聚焦于明清中央政府和贵州的政治关系、“改土归流”、少数民族起义和清政府的军事镇压，以及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文化表述，而较少涉及贵州本地正统文化和儒学的发展。地处西南边陲，文化教育长期落后的贵州何以在清代中期产生被梁启超誉为“天下府志第一”的道光《遵义府志》？

本报告以梁启超的评价为出发点，首先考察遵义地区在明代改土归流以后，与主流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遵义地区在清代中期产生了以“郑”、“莫”、“黎”三大学术家族为核心的“沙滩文化”，在经学、文学、方志编纂乃至西学方面都形成了全国性的较大影响。“沙滩文化”可以看作是一个学术和文化的共同体，因为其成员外出做官、游学、返乡、从教，逐步形成了本地学术传统——如莫与俦从广州学海堂返回遵义，又通过姻亲关系和师承关系构成了一个多家族的亲缘和学术的社群。外地流官不断进入贵州，一些优秀学者官员如洪亮吉、贺长龄、程恩泽等与这个群体成员形成新的师承关系，又不断把学术主流思潮带入这一地区。在清中叶，“沙滩文化”已经深受乾嘉学风的影响。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郑珍和莫友芝这两名学者在从事科举考试、经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同时，接受遵义府知府的邀请，开始编纂《遵义府志》并在1841年成书。《府志》的编纂使遵义地区被纳入到清帝国的文化版图和表述模式中，以一种规范化的体例对地方知识加以全面整合，以供统治者获取知识、信息和政策建议。与此同时，《府志》也进入到地方志编纂自身的历史脉络并产生了某些固定范式。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注意，即使在一种规范化的官方文化事业中，编纂者仍然体现了自身的学术功力、学术自觉意识，以及独立的考证和评判。第一，编纂者通过对夜郎国历史的考证，研究了夜郎的疆域，与秦汉帝国及周边更小的王国的历史关系，把“夜郎自大”的典故放在古代历史的语境中作出全新的阐释。这里同样呈现了“以边缘看中心”的问题意识。第二，编纂者在记录古迹的过程中，详细考察李白是否到过夜郎的一段公案，实事求是地作出了否定的结论。第三，对于统治播州地区八百年的杨氏土司的历史功绩做了客观评价。第四，编纂者简明然而清楚地叙述了从明代到清代，学风由空疏转向细密扎实的过程，表明他们确知时代和学风的变迁，自身的学术路径和追求。

另外，《府志》记录了苗族妇女参与当地集市贸易和她们生动鲜明的个性，解释了烤烟在贵州何以无法禁绝，对苗族民间的巫术崇拜进行了批评，并指出其潜在的政治危险，尤其在最后一点上，编纂者直接地承担了“经世”的职能。

郑珍和莫友芝两人编纂《遵义府志》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乾嘉学术、方志编修传统、清帝国文化扩张与贵州本地学者学术实践的一个融汇点。在以“中国”为框架来阐释贵州（遵义），和以贵州（遵义）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以及自身的方面，在以乾嘉学风考据地方历史方面，以及在如何保存编纂者的微妙的自主性方面，这一过程都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