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化”到“教育”、“宗教”：从“教”看日本的近代化
钟以江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特任副教授
本文通过“教”这个字来讨论江户时代（亦叫近世，1600-1867）的“世俗化”过程，同时追踪代表世俗化的“教”，怎样为明治时期的近代化（知识形成和制度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本土（local）话语渠道。
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后，以“法”、“道”、“学”、“教”等名词来表达的广义上的“知识”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宗教学者末木文美士所称的“近世之世俗化”或“现世化”的过程中，日本中世以密传为主要方式传播的知识，转而被视为可被社会民众共有的东西。以此为基础，逐渐产生了通过“教”参与国家权力、扮演政治角色的考虑。
宽政时期（1789-1801）是政治与学问、教育之间关系的形成期。在宽政异学禁中，正学派和折衷派围绕是否独尊朱子学展开论争，但两派对“教”的价值即其社会政治实用性的看法却是共通的，也都认可复数的知识共存的可能性。折衷派推崇的知识的开放性和多样性为什么不被正学派所认可，正学派为什么要对“教”进行正、异之区分？这是否体现了从事实上的（de facto）权力到正当化了的（de jure）权力的一种转变？
后期水户学则代表了一种在新的国际政治条件下的新的谈论“教”的方法。俄国的到来给19世纪初期的敏感的日本人带来极大的危机感，对水户儒学者们来说，这个危机最大的因素是基督教。他们开始认为形成正确的内心（民心）需要积极地实施教化，而寻求政治共同体的文化基础则使他们把儒教价值与天皇合并起来。这种基于新的“教”话语的政治理论成为明治建国的主要理论来源，“教”成为以“祭政教一致”口号为建国原则的早期明治政府在建设国家制度时的基本语汇。
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和教育勅语规定了近代日本国家的基本框架。“宗教”和作为国家行为、为国家服务的“教育”之间的关系在此框架中被确定下来。政教分离原则在形式上是实现了，但就像“教育”和“宗教”两个词里都含有“教”所显示的，两者之间并没有清楚的界限，反而形成了某种矛盾关系。直到日本在战后被认为是真正的自由民主主义国家时，这种矛盾也没有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