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的外交原则“事大”、“交邻”与燕行使、通信使
夫马进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事大”和“交邻”是朝鲜朝时代一贯的外交原则，几乎所有有关朝鲜王朝的历史都会提到这一点。“事大”就是侍奉大国，对朝鲜而言，就是侍奉明朝或清朝。然而，“交邻”有着怎样的内涵，似乎还没有被深究过。一般而言，“交邻”被理解为“维持与日本、女真等周边各国、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关系”（李成茂）。然而，“交邻”果真是指这种不温不火的外交态度吗？另一方面，“事大”与华夷思想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一朝鲜对外关系史上的根本问题，几乎也没有得到过认真的考察。“事大”原则是燕行使制度的基础；“交邻”原则是通信使制度的基础。想要理解燕行使和通信使，首先必须理解“事大”和“交邻”。
“交邻”和“事大”语出《孟子·梁恵王下》，这种“交邻之道”提出“上对下”（以大事小）和“下对上”（以小事大）两种关系类型。然而，“事大”和“交邻”作为朝鲜外交的两个方面，在这种语境下,“交邻”只是从“下对上”和“上对下”中排除了“事大”关系——说得极端一点，朝鲜的“交邻”显然包含着一种居高临下的视线。
这样就容易理解过去困扰日本和韩国许多学者的问题，即朝鲜以一种貌似平等的“交邻”原则与日本交往，为何有时却用“恭顺”来描述日本，把日本看作地位更低的国家？或者，就可以理解《通文馆志》的第六卷，交邻、通信使所记载的那些内容，对于朝鲜而言，“通信使”到底意味着什么。
派遣通信使所包含的“交邻”原则，显然并非出于与日本等周边诸国维持友好合作关系的一般性思考，而是出于朝鲜以大国自居，积极“以大事小”的理念。正如“事大”一样，“交邻”也反映了中华的价值观。在中国眼中是“野蛮夷狄”的朝鲜，不仅自身认同中华的价值，也将这种价值推广到其他国家和民族。通信使想要传播到日本的，正是这个“小中华”国家发生了若干变形的中华价值。将“事大”和“交邻”相结合的外交原则，是朝鲜独特的创造，而追根溯源还是中华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个并行的原则背后无疑是华夷思想。（艾菁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