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的文艺与城市和乡村
大木康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就现当代文学看来，文艺和城市的关系相当密切：现当代文学几乎可称为“城市文学”。而在中国古代，文艺并不仅仅局限于城市，乡村也是文艺表现的重要舞台，因而对古代文学尤其是明清文学中城市和农村问题的关注，可为中国文艺发展脉络的研究提供独特的观察视角。
首先需要解答一个问题，即所谓“文化”究竟在什么地方？日本江户时代著名思想家三浦梅园几乎一辈子生活在偏僻乡村，却取得了惊人的学术成就，与江户（东京）、京都等大城市的学者难分伯仲。就现在看来，所谓的“文化”都集中于城市——大学、图书馆、书店、出版社、音乐厅、剧场等文化设施，可是以前在城市之外的乡村里也有较高水准的“文化”存在。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也很多。如《诗经》里的国风，传说周朝的采诗官搜集地方乡村歌谣，将其带入都城，使记录歌谣的文本，因而流传至今。歌谣、古典小说等文学形式也都是在城市中聚集、记录和流传，因此，城市在文学作品的聚集、传播中发挥着集散地的功能。再如田园诗人陶渊明，归隐后一直居住在乡村读书、创作，但其作品的流传与受到积极评价，与昭明太子在都城所做的宣传不无关系。出身乡村的不少进士举人，归隐后大多复制了陶渊明式的人生路径，因而就中国的读书人而言，城市和乡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明代末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下，乡村地主的城居地主化与文学之间有什么关系？以冯梦龙的《山歌》为例，冯梦龙出生在苏州城里，可是他的老家在苏州郊区的乡村，因此他能接触到乡村和城里的山歌。冯梦龙《山歌》所收录的歌谣内容丰富，题材各异，均以苏州当地的方言记录。随着苏州城里轻工业的迅速发展，来自乡村的工人将歌谣传入城市，在一些城市里甚至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山歌会。山歌中出现的苏州名胜，及以从城市人立场出发创作的山歌，都可视作乡村歌谣进入城市以后的表现。
就表演艺术与城市的关系而言，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如清乾隆年间的《姑苏繁华图》中出现了戏台、弹唱三弦、杂技表演等元素。由此可见，在乡村表演艺术和山歌进入城市的同时，城市中的戏曲和俗曲也走入了乡村。乡村和城市的表演艺术之间是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关系。南宋的永嘉杂剧就是乡村歌谣向城市发展的例子，元杂剧则包含有较强的城市性格。明代的山歌由乡村走向城市，清代的俗曲则是从城市流入乡村。各种山歌剧，如沪剧、越剧、东北二人转、天津评剧等都是从乡村山歌发展而来的戏种。
备受日本学者关注的是中国乡村的傩戏表演。与传统的中国戏剧，如京剧、昆曲等脸谱表演的剧种不同，傩戏的表演者多戴面具。在中元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由当地农民在乡村的寺庙或祠堂中演出，这种戏剧与宗教信仰有密切关系。这些特征与起源于古老宗教祭祀活动的日本戏剧（如奈良地区春日大社的祭祀戏剧）十分相似。上海嘉定明代墓葬出土的成化说唱词话中，有关羽之子关索的记载，而安徽省贵池演出的傩戏剧本中也出现了《花关索》，且其中一些唱词与上海墓葬出土的唱本完全一致。这证明某一地区的表演艺术，有时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流行。歌谣和表演艺术的全国性流传也有不少例子，如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白居易的《琵琶行》等。再如徽剧进京，在宫廷受到欢迎，后发展成作为国剧的京剧。由安徽到北京，再扩散至全国，这一文艺形式的散播方向很好地诠释了这一时期文艺与城市和乡村间的密切关系。（陈宁阳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