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自然”：苏轼《雪堂记》与辩证的艺术美学
杨治宜 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助理教授
2012年9月14日，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助理教授杨治宜博士在我院举行了题为《制造“自然”：苏轼< 雪堂记>与辩证的艺术美学》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通过苏轼的文学、哲学作品，探讨“自然”（spontaneity）作为艺术美学的辩证理念。讲座分为三部分，分别探讨“艺术的自然”（artistic spontaneity）之概念、苏轼的美学理想、并最后通过细读苏轼的《雪堂记》来具体探究这一辩证美学在文本中的展开。
讲座以苏轼的《自评文》开篇，其中，苏轼将自己的文章比为“万斛泉源”，夺地澎湃而出，所行所止皆自然而然，作者亦不知其所以然。这种将艺术作品比作具有审美形式的自然物的修辞手段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里十分常见的。将人之造物比喻成自然物，暗示着前者的生成是为自身內部所固有的动力所驱使，不受到外力干涉；作者似乎外在于自己作品的生成，没有因为自身的有限性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影响作品的“自然”生长。设若如此，那么作者的技巧、自觉以及艺术常规究竟在作品里扮演什么角色呢？讲座人提出，这是中西美学所共有的一种核心矛盾。
西方美学常将作品的来源归诸“灵感”或“天才”，作者身处“迷狂”或“潜意识”的状态；中国传统美学则侧重于“道”的概念，强调“文”是“道”在现象界的具体呈现。若干种中西美学传统所共同强调的是作者创作时的不自觉性和无意向性。苏轼的美学思想出入《庄子》道家及禅宗传统，而作为其基础的人性论则与北宋新儒学复兴的大背景息息相关。苏轼认为，创造“宛若”天成的艺术品要求艺术家经历：一、追求技巧及将技巧最大程度的內在化（有意）；二、仪式化的坐忘（无意）之辩证过程。通过记忆与遗忘的一张一弛的平衡，艺术训练和常规得以转化为肉体本能的一部分，故能在创作时任由自己的本性流溢。这种观点与他的人性论相为表里，构成他独特的伦理美学。
在苏轼看来，道并非道德之道，而是不可知的；道可致不可求；性是道在个体身上的具体呈现；性表现在不可磨灭的本能，包括生理本能。艺术追求是通过改变人的本能以“致”道的手段。苏轼的《雪堂记》便是一篇具体呈现了他艺术美学观念的寓言。艺术空间乃是处于现实与“道”之间的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艺术家在其中制作的是现实世界的影子；但如从外部闯入这个空间的“客”所喻，艺术手段是一把双刃剑，对“名”和“形”的依赖恰是最危险的一种依赖，阻止艺术家进入外部“道”的世界。然而作为作者代言人的“苏子”则认为，具有有限性的人必须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接近“道”，艺术就是提供给他“性之便、意之适”（upaya）的方便手段。
其结果，“艺术的自然”是带有中介性的自然（mediated spontaneity），不能脱离艺术品的物质性、艺术家的技巧性和艺术传统的限定性而存在。而“自然”的艺术也成为作者本性流溢所留下的痕迹，具有高度的个人性，并作为作者生命的延伸，凭借自身被融入传统、被后人记忆而使作者“不朽”——尽管是有限的、现世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