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与吕思勉
王培军 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报告主要从五个方面探讨钱钟书与吕思勉两位大师在思想、精神上的“契合”。
一、常事不书。钱钟书论史学的“常事不书”问题，是《管锥编》中论史学的一个胜义。所谓“常事不书”，用钱钟书的话说，就是：“过去寻常‘不必记’之琐屑辄成后来掌故‘不可缺’之珍秘者，盖缘乎此。曩日一法国史家所叹‘历史之缄默’，是亦其一端也。”关于这个问题，吕思勉也有所论述，较之钱先生，着语更为明白：“凡著书皆以供当时人之观览，当时之情形，自为其时之人所共晓，无待更加说述，故其所记者，大抵特异之事而已；所谓‘常事不书’也。”（见《史籍与史学·论搜辑》）比观两家的说法，文字的浅深不同，意思却全然无异。
二、辨别文章与考据。钱先生认为文章风格的辨别，是有资考据的，他在读《全三国文》时，举了伪作张飞的“题画美人”、关羽的《三上张翼德书》为例。近代的史学家，多以为史学为科学，所以，一般便只信从客观的证据，于文章风格这类东西，认为不易捉摸，不肯承认。钱先生的论说，是为此而发。但吕思勉的著述，在这个问题上，却是他的“同调”：吕先生也强调辨别“文章风格”，有助于考据，与钱先生的说法，可谓“笙磬同音”。
三、史不可尽信。关于这个问题，钱先生认为史不但不足信，有时还迹近于诗，近于小说、传奇，掺杂了“文学的虚构”。一句话，文学、历史之间，并非划若鸿沟、不可逾越，相反地，两者关系密切，“接叶交枝”，挥之不断。而吕思勉的持论，与钱先生也是很相近。他的《史籍与史学·论考证》中，对此有特别详细的阐述，而称“历史记载”，有类于“传奇”、“平话”，尤为吕先生的常谈。
四、关于批评陈寅恪。钱先生有一个常被人指责的地方，就是他于陈寅恪考证杨贵妃“处子入宫”，表示不以为然。其实，吕思勉在唐史问题上，也不太赞成陈寅恪，而多有批评。如其《中国通史》第九章《兵制》、第三十八章《隋朝和唐朝的盛世》及《隋唐五代史》第五章《隋唐五代社会组织》。吕思勉的为学，于“知大体”这一点上，和钱先生是相同的。
五、斥经生及其他。指斥经生的固陋，是钱先生的一个“癖好”，而吕思勉也认为：“如郑玄，遍注群经，在汉朝，号称最博学的人，而其说经，支离灭裂，于理决不可通，以及自相矛盾之处，就不知凡几。此等风气既盛，治经者遂多变为无脑筋之徒。虽有耳目心思，都用诸琐屑无关大体之处。”（见《中国通史》第十七章《学术》）其他又如谈“诗乐分合”，论“纯文学”等，都有相似的见解。
最后，报告也从钱、吕的为人作了一些探讨，认为二人都是近于“狷者”，不喜欢交结名流，而以寂寞自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