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正统：明初的“胡服”禁革
张 佳 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明代建立之前，中国北方经历了金、元两个半世纪、南方经历了元代近一个世纪的统治。金元时期各族群文化的交融，是一个双向“涵化”（acculturation），而非单向“同化”（assimilation）的过程；其中既有外来族群的“华化”，也有汉族的“胡化”。从衣裳冠履到伦理观念，金元时期汉族生活习俗，同样受到少数族群的深刻影响。随着各族群间习俗、文化上的界限逐渐模糊，汉族传统的“夷夏之防”的观念也日渐淡化。根据钱穆的研究，只强调“君臣大义”而无视“华夷之辨”，是元季士人的普遍心态，这构成了明初所面临的政治认同危机的思想根源。
朱明集团脱胎于元末红巾武装，甚至直到建国前两年（1366），在名义上仍然和红巾龙凤政权（1355-1366）保持君臣关系。由于红巾集团特殊的军事与文化渊源，元季士大夫普遍对其缺乏好感，多称之为“红贼”、“红寇”乃至“红妖”。如何论证新政权的合法性、争取士人阶层的认同与支持，成为明初开国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为此，明初重拾士人久已淡漠的“夷夏之辨”的传统命题，试图在儒学的夷夏理论当中，寻找元明易代的合法性基础。“用夏变夷”、“复中国古先帝王之政”，成为明初政治的两个关键词。洪武时期的胡服禁革，便是在以上的思想和社会背景中展开的。
陕西蒲城县洞耳村元代墓室壁画（1269）
洪武元年二月，即位仅三十八天的明太祖他务未遑，通令全国衣冠复古、革除“胡服”。“辫发椎髻”、“深檐胡帽”、“辫线腰褶”、“窄袖短衣”等蒙古发式和服饰，乃至“胡语、胡姓”，概遭禁止；纱帽、方巾、团领衣等，被确立为新朝的服饰典制。明初的“去蒙古化”政策，抑制了金元以来汉族社会生活“胡化”的趋势；服饰重新成为标识族群身份的符号，“华夷”之间在文化乃至心理上的界限，又被重新刻画出来。借助服饰革新，朱明政权不仅塑造了自身“华夏正统”的形象，还陪衬出了一个迥异于汉族传统的“胡元”王朝；元明易代，在儒家夷夏意识形态里获得了天然的合法性支持。
明初建立的新服饰体系，很快被高丽、琉球、安南等周边国家接受，并被看作是华夏文明的标志。与蒙元建立在军事威服基础上的宗藩关系不同，明代与周边国家宗藩关系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服饰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更有甚者，丽末鲜初，深受蒙古化影响的朝鲜半岛也以明朝为样板，掀起了一场号称旨在“用夏变夷”的文化变革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