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客游记》与晚明知识转型

郑 怡  悉尼大学语言文化学院高级研究员

  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把徐宏祖（1586-1641）的《霞客游记》当作晚明对阳明学派的反动。在梁看来，《游记》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算得反动初期最有价值的作品”。但他认为这不过是“一两个人、一两本书，不能代表时代”。而徐的《霞客游记》在现代常被看作晚明闲适文学的范本。这种对徐氏文本美学及文类价值的关注虽然有助于了解明末文人情趣与时代风尚的关系，却不曾把徐氏“记录”、“观察”地理山水的“艺术”算作当时知识史与认知方法时代性大转变的一部分。正如梁氏认为徐“自然科学的反动”之书为“怪书”，现代游记文学研究往往把徐对自然山川的兴趣和记录看作奇人奇趣。

  本报告拟在近代全球性世界观及知识史大转型的背景下，对徐氏对实地、实测、实证和勘误的强调，及其三十年如一日在山水间奔波劳顿对“正确”知识的追寻，来探讨晚明知识结构、认知方法的变化与世界性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尤其是“物”的泛滥与“人”的移动的关系。其中重点探索的问题是，徐及同期的士人“实证主义”式的认知倾向与近世全球化的关系，包括方法论（认知成为过程）及知者身份的（自我）界定、静态与动态知识的区分等。

  徐的游记定义并体现了一种对知识、认知过程的不同理解和实践。除寻求确切测量表述地理现象的术语和方式外，徐对细节的追求不仅表现在他对所见所闻的描述中，更为重要地表现在他记录怎样探看、了解、认识的过程中。徐所记录的实际上是一种永不完结的运动过程。他对所谓“近”——准确性的追求，既是审美层面的，也是认知所需。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对身体、认知和情感过程的结构和描述。在徐的游记中，“行”（运动）本身成了一种价值取向，对于认知过程和认知者的自我界定都同样重要。也许我们可以说，徐的文本体现了知识追求的过程，它的先驱性是在文类及传统变化之间，而非在其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