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空间与唐宋时期的宾礼演化：以蕃使朝见的讨论为主
朱溢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在《周礼》中，礼仪制度分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和嘉礼五类。西晋以降，国家礼制以《周礼》中的五礼为基本框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帝制时代结束。近年来，礼制史研究呈现蒸蒸日上的势头，相关论著层出不穷，堪称中国古代史研究最有活力的领域之一。既有以礼典为中心的综合性研究，也有各种具体礼制的个案研究。如果将过去学界对各种具体礼制的个案研究成果以五礼来归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吉礼、凶礼和嘉礼，而宾礼和军礼的讨论较为欠缺。有鉴于此，我近来的研究主要围绕唐宋时期的宾礼制度展开。
唐宋时期的宾礼主要以来朝的蕃国主、蕃使为对象，宾礼的内容构成基本稳定。但是，在这一表象之下，其制作原则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唐代，宾礼是统一制定的，只是对来朝者是蕃王还是蕃使有所区分，并不针对不同的国家制定不同的礼仪。到了宋代，朝廷按照使者来自哪个国家制定相应的来朝礼仪，其间有一定的落差。之所以有这样的状况发生，是因为周边环境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唐朝虽然不时面临四周强敌的挑战，但是仍然维持了一元化的天下秩序。唐朝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主要通过册封与朝贡来维持，即使是那些不接受册封的国家，使者来华依然要朝见皇帝、上贡土物，以此来维持不对等的关系。宋代的情况大不相同。澶渊之盟后，宋与契丹之间形成了对等外交的关系，一元化的天下秩序不复存在，宋和契丹共同主宰东亚的局面形成。除此之外，西夏的崛起、拉拢高丽的需要，都使得宋朝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根据不同的国家制定不同的蕃使朝见礼仪，是宋朝应对这种周边局势在礼制上的反映。
大蕃、小蕃待遇有差异的现象，在礼仪空间上也逐渐有了反映。本报告所说的礼仪空间概念取自妹尾达彦的定义，即，各个礼仪场所是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线和面，这些点、线、面共同构成了礼仪空间。在唐代，蕃客朝见皇帝的地点并没有什么不同。就唐后期而言，不分大蕃和小蕃，朝见皇帝的地点基本上是统一的，起初主要在延英殿，后来长期固定在麟德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晚唐的皇帝基本上是在内朝与朝廷重臣商讨国家大事，这导致前朝的行政功能大为萎缩。尽管五代曾经恢复过正衙朝见，但是到了北宋，因为北宋皇帝的活动空间高度集中在内朝，蕃夷朝见的地点又转向内朝，无一例外。澶渊之盟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巨变，宋朝开始根据不同的国家制定相应的宾礼。在礼仪空间上，辽、西夏、高丽等重要周边政权多在内朝前殿朝见宋朝皇帝，而其他蕃使多在内朝后殿举行朝见礼仪。以上这些从礼仪空间的角度说明，唐至北宋时期大蕃、小蕃的差异在宾礼制度上逐渐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