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为友谊的比赛”
——从陈垣与胡适的争论说到早期中国佛教史研究的现代典范
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
1933年，陈垣与胡适为《理惑论》和《四十二章经》问题进行的书信往复，涉及文献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也引出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许多问题，使得这一年成为宗教史研究上相当重要的一年。虽只是“聊为友谊的比赛”，但因为胡适与陈垣的论争，使得中国学界可以探讨佛教史乃至宗教史研究的不同思路和方法，佛教史研究因此获得了崭新的进展。
胡适在《陶弘景的真诰考》一文中，认为《四十二章经》有东汉佛经汉译本，而南朝梁陶弘景编的《真诰》，有可能钞了《四十二章经》。后来陈垣看到胡适的这篇文章，写信与他讨论。陈垣认为胡适对《四十二章经》的结论“太过”，他指出，《四十二章经》用“佛”一词，恰恰是它晚出的证据。胡适在回信中，首先反对《四十二章经》晚出的说法，其次指出，陈垣关于后汉人皆称佛为“浮屠”的说法并不成立。陈垣接到胡适的信，当天回信再反驳，他不仅坚持自己的看法，而且对以前的说法有所订正，他认为《四十二章经》绝非汉代译本，襄楷引用的佛经，一定不是《四十二章经》，并进一步指出《牟子理惑论》及现存之汉译诸经，“皆不能信为汉时所译撰”。
在胡适与陈垣的论争中，涉及到“佛”与“浮屠”这两个词汇的关系，《四十二章经》、《理惑论》的时代以及《四十二章经》与《真诰》的关系等，这些都是中国宗教史，特别是中国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历史的重要问题。在胡适与陈垣此后的讨论中，还涉及中国学界关于宗教文献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其中包括：第一，孤证不可立，以及对某个名词（概念）的时代判断问题；第二，教内史料和教外史料的问题；第三，说“有”易与说“无”难。
实际上，现代文献学与历史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中，关于《四十二章经》和《理惑论》的讨论，可能始于现代外国学者。1910年，马伯乐撰文讨论了《牟子理惑论》，其后常盘大定和伯希和都对这一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而中国学者梁启超和周叔迦也针对这两部文献的年代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就在胡适与陈垣讨论的前后，山内晋卿、松本文三郎、神尾弌春以及汤用彤、余嘉锡等都对《四十二章经》和《理惑论》的年代有所考证。直到1948年，周一良和季羡林分别对《理惑论》和《四十二章经》的研究，将这一论争推向尾声。
虽然这一论争历十余年并无定论，但是从学术史角度看，这十来年的争论也相当有意义，因为它给中国佛教史乃至宗教史研究提出了很多新问题，开启了很多新领域，也形成了佛教史研究领域中的现代性学术方法。其一为“海路猜想”，即佛教传到中国，除了传统认为经由西域这一途径之外，是否还可能经由南海到达交、广这一途径？其二为“记里柱子”，就是能否找到一些涉及佛教、又有坚强证据、时代明确的文献或事件，以断定其他佛教文献与历史的早晚先后，给早期中国佛教提供一个清晰的历史？其三为“教外史料”，即历史学家要弄清真实的历史，常常要借助教外文献特别是碑刻、文集、史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