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鑫磊

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1780年出使清朝的朝鲜人卢以渐撰写的《随槎录》，受关注程度远不及同行的朴趾源的《热河日记》，然而通过对这一文献的阅读，却能够提示我们思考一些问题。《随槎录》的价值，首先在于其本身所包涵的信息量，一如其他燕行文献一样，为我们提供了从他者观看中国的视角。其次，由于其与《热河日记》产生于同一次使行，又提供了比较阅读的可能，这不仅仅是文本本身的比较，更是两位作者及其各自所代表的思想——“尊周思明”与“北学”——的比较。而通过对两种思想的关系的进一步厘清，又可使我们对朝鲜的“小中华意识”有一些新的认识。

《随槎录》的记载提供了不少有意思的信息。比如关于班禅的记载，不仅提到乾隆希望借班禅以“镇蒙古人”故对其礼遇有加，班禅的神迹让乾隆更为敬信，还有对班禅外貌的直接刻画；又如作者与蒙古族学者博明的大量笔谈，内容涉及儒学流变、科举、三教等问题；再如作者留下了在其他文献中并不多见的关于朴趾源的外貌、性情的描述等。然而，《随槎录》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要数作者对于明、清两朝迥然不同的情感流露，比如作者在鸭绿江登船之时，就有了“万里他国无事往返”的感慨，在看到清朝道士可以不用剃发，又即刻萌生“生于中国则逃身于道士之外无他道”的念头等，这些记载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先祖在抗倭战争中殉国的朝鲜人对明朝的眷念和对满清的鄙夷，这是当时绝大多数朝鲜士人的普遍心态，即不少学者论及的朝鲜“尊周思明”思想。

有趣的是，在同一次使行队伍中，还有一位被认为是朝鲜“北学派”代表的朴趾源。所谓“北学”，即主张向清朝学习先进文化的思潮，有学者认为这一思潮改变了原先朝鲜“尊周思明”的思想格局。但我们也看到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比如在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中同样有“尊明排清”的文字，而卢以渐和朴趾源在思想上不但不冲突，反倒能够彼此理解和认同。简单地把“尊周思明”和“北学”看作是对立的关系，似乎有些问题。是不是可以认为，因为历史原因及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尊周思明”作为朝鲜士人的普遍文化心态，已经内化为一种情感层面的东西，而“北学”则是理性层面的东西，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工具理性。因为现实的需求，理性往往会凌驾于感性之上，但感性的部分却不一定会被抛弃，或许只是暂时地遮蔽起来。“尊周思明”和“北学”，大概就是这种感性与理性角力的微妙关系，而绝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关系。

“尊周思明”往往和“小中华意识”联系在一起，但后者早在明代就已存在。关于朝鲜的“小中华意识”的问题，首先应该从时间维度分为明代与清代两个层次来讨论，对于前者而言，需要关注的首先是朝鲜文化的附属性，其次是其文化的优越感。而对于后者，则应首先关注其文化优越感，其次是其文化独立性。在没有了“大中华”的情况下，朝鲜摆脱了思想上对他者的依附，而这时所谓的“小中华意识”的背后，实际上是朝鲜在将传统中华文化资源转化成形塑自身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思想文化资源在使用。所以，认为朝鲜一直以来都是中国附属国的认识，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想法。历史从来都没那么简单。

2011-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