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历史的中心关怀，可以这样说明：要认真研究中国历史，就是要仔细探究“中国”作为一个体系的内在理路和构建历程。要先说明，我无意否定“中国”确有其政治、经济、文化等传统，但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本身不是必然的，而是历史过程的产物。以下我想以两个有关中心与周边的研究课题为例，说明这一点。

据一般论述，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这一论述的基本假设是，“汉族”与其他“非汉族”确实是不证自明、客观存在的群体。我在这里当然无法提出充分的辨证，但在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State: Ethnicity and Expansion on the Ming Borderlands（《营造中国：明代的西南扩张与边缘族群》，中文版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我提出了两个论点：第一，在史料中碰到如“汉”、“猺”、“獠”之类的名称时，我们不应自动把它们认定为个别族群客观存在的证据，而应把它们视为历史上因种种原因而被用来识别群体的标签；第二，族群识别并不只是“中国”形成过程中一个可有可无的副产品，而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元素。

第二个我有兴趣的研究课题是有关岳飞死后形象的利用与转变。岳飞之死，在南宋年间当然是一个大是大非（但往往不能公开讨论）的问题。但正如著名宋史专家刘子健先生在一篇较早期的文章中指出，岳飞的形象在元、明、清以至近代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刘先生一文提供了不少宝贵线索，但亦带出了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举个例子，众所周知，岳飞一生以驱逐女真出中原为己任，但为什么自称女真后裔的乾隆皇帝会对岳飞褒扬有加？要认真解答这问题，我们似乎一方面要留意岳飞形象的多重性，而另一方面则要注意清代外族统治下的多种考虑。

无论是研究西南族群界限的划分，还是岳飞死后形象的转变，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明白以国家民族为主干的历史论述框架，往往不足以用来解释历史上复杂而多变的起、承、转、合。葛兆光老师在其《宅兹中国》的序言里直接点出了国内学者面对的挑战（“既恪守中国立场，又超越中国局限，在世界或亚洲的背景中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我只想指出，身在国外的学者虽然不须要恪守狭义的中国立场，但如何在民族历史(national history)以外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大家所面对的是同样艰巨的挑战。

2011-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