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在1970年代曾指出，清代学者用“汉学”这一概念来指代他们对经学的研究，而“汉学”和“宋学”之间的论争是18世纪思想史的主线。余先生更将“汉学”与“考证”或“考据”等同。事实上，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学者经常用“汉学”这一概念来指代繁荣于18世纪，特别是乾嘉时代的中国学术潮流，甚至将其等同于“清学”。我认为这些论述都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重新检讨。

围绕下列三个问题，我将重点考察18、19世纪的学者有关“汉学”的认识和这一概念的接受史：第一，用“汉学”来描述18世纪的学术，背景是什么，在19、20世纪它如何被运用；第二，18世纪的主要倡导者本身如何认识他们追寻的这种学术潮流，他们本来是如何称呼自己的学术对象的；第三，现代史学界运用“汉学”这一概念指代18世纪的学术，有什么样的潜台词。

尽管在19世纪早期之前，学者经常使用“汉学”和“宋学”的概念，但他们是用其指代历史上汉朝和宋朝的学术潮流。江藩和方东树开启了一个新的论争，将“汉学”和“宋学”作为指代清代思想与学术的名词。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学”有三层涵义：文本考据；没有“义理”；一种清朝的学术流派，而不仅仅是汉朝的学问。一直到20世纪，这种论争一直存在，虽然不如江藩影响那么大，方东树对19世纪晚期的学者比如梁启超产生过明显的影响，最终“汉学”被认为是无用甚至是有害的。

但是，与晚期的理解不同，乾嘉时代的学者运用“考证”、“考据”、“小学”这样的概念来描述自己的学问。这些都是围绕“实事求是”展开的考证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更加笼统地，他们称自己的学问为“古学”，“汉学”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词汇。18世纪“汉学”和“宋学”学派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推崇宋代哲学潮流的学者，也经常强调考证学和语言学的重要性，推崇汉代学术的学者往往也推崇宋代学者，尽管他们中间有些人不喜欢程朱理学。其实所谓“汉学”的学者，研究领域也并不局限于汉朝，比如钱大昕就是一个例子。

我认为论争的焦点并不在于“汉学”与“宋学”学者之间，而是存在于不同的认识论之间。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知识可以被获取，知识的实质是什么，以及认识的边界在哪里。在乾隆时代及以前，学者都认同文本考证的重要性，但争论的是古代文本之外的思想是否具有合法性。汉学等同于考证，宋学等同于义理，这其实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主要情形。汉学家对义理也很感兴趣，而宋学家对文本考证同样也有兴趣。也许我们在讨论乾嘉时代的思想史的时候，应该采用他们自己的术语，重新考量“汉学”、“宋学”这样的概念。

2011-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