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证据说话：中国图像解释学发凡

——以《燃藜图》等的发现与解读为例 

倪亦斌  英国伦敦大学英语系博士

图像从其诞生时起，就开始帮助我们的祖先认识世界、传递信息、美化生活。历代当权者都重视图像“成教化、助人伦”,让观者“感发兴起”（曾国藩《圣哲画像记》中语）的功效。宗教信仰仗其流布，日用陈设器皿赖其吸引顾客，门楣、家具籍其抬高身价。墓葬造像、庙堂壁画、文士雅玩、农舍年画、瓷碗付染，裙板雕花，在中华文化传统里，文字和图画从来就是不可分的两半，源远流长，绵延不绝。近现代社会巨变造成的文化“断层”埋没了无数中华传统图像题材，以至民众和专家都无法看懂传统叙事画，误导读者的“盲人领瞎子”式说明在当代中外有关中国古代艺术的出版物中比比皆是。此举一例，即《红楼梦》第五回中提到的《燃藜图》的重新发现。

启功最早给《红楼梦》做注释时，他把“燃藜图”条目写成诗词典故。1987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由该校中文系古典文学组校注的《红楼梦》，将“燃藜图”误注为“亦称《杖藜图》”。1980年金明在《红楼梦研究集刊》第2辑发表专文解释《燃藜图》，以及孙逊主编的《〈红楼梦〉鉴赏辞典》（2005年新版）和李希凡、冯其庸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2010年增订本）中的《燃藜图》条目形同“燃藜”典故注释，没有红学家将其当做历史上存在过的图像画来处理。

最早记载《燃藜图》的是宋代《郡斋读书志》等书：“谓王黼尝命驹题其家藏《太乙真人图》，盛传一时”。韩驹的《题王内翰家李伯时画太一姑射图》诗最后四句是：“玉堂学士今刘向，禁直岧峣九天上。不须对此融心神，会植青藜夜相访”，是对《燃藜图》画面的描述。其后历代，元好问、刘伯温、宋濂以至曹雪芹前后的毛奇龄、叶健庵等都为他们亲眼所见的《燃藜图》题过诗。这些诗都涉及《燃藜图》画面的细节，诸如“太一青藜出汉年，明窗开卷一欣然”（元好问）、“夘金校讎欎万嵘。藜杖吹焌夺目睛”（宋濂）等。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款康熙青花盘，盘心图案符合《燃藜图》画意。《燃藜图》在该瓷盘上的发现填补了红学研究中的一个悬案，因为近百年来研究红学的学者从来没有见过《燃藜图》的样子，以至于有人认为《燃藜图》是曹雪芹为了影射目的而杜撰的。《燃藜图》的发现也顺理成章地解决了韩驹诗最后四句的释读问题。因为学界只能够释读该诗的前半首，《汉语大词典》只列以此为据的“太一莲舟”词条。在苏州大学中文系吴企明教授所编的《中国历代题画诗》中，也因为没有见过《燃藜图》而出现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