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论与选举：明清关于制度改革的思想争论 

魏阳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

      一般认为从明朝初年废除宰相开始，中国的政治制度出现增强的君主专制倾向。报告者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太祖废相的目的虽然是加强中央集权，但是我们不能假定制度的发展总是与设计者最初的意愿相符合。而让六部“分理天下庶務, 彼此頡頏”的结果，是造成了明朝特有的一种外廷集体领导的传统。这种集体决策的特征以明代的廷推，廷议，与廷鞫制度表现出来。

  会推制度一般是由吏部主持，在皇帝不参与的情况下，召集九卿（六部、通政司、都察院、和大理寺的堂官）以及科道言官，对于重大政府职位的人选进行集体讨论，并提出候选人名单。低品秩言官不仅参与讨论，而且可以否决候选人。按惯例皇帝也可以否决名单，但是无法在名单之外提出新的人选。在张居正时代，会推传统中断。在张死后，会推制度立刻成为争论的焦点。报告重点讨论1590年代关于会推和访单的争论。

  明代任命阁臣和吏部尚书有一个双轨制，就是既可以由皇帝的特简任命也可以由会推。而在1590年代，历任吏部尚书陆光祖，孙鑨，陈有年，以及言官群体，积极推动会推传统，并改革原来的双轨制，反对皇帝出特简任命重要官员。而在这场争论中，关于“公论”的思想讨论成为焦点。“公论”的支持者认为，任何个人的意见和角度都有内在的缺陷，而集体决策和广泛的政治参与则可以修正个人意见可能带来的偏差。正确的意见体现在大部分士大夫自发的是非和价值判断中，而这种判断就是“公论”。会推相对于皇帝特简更为合理，是因为其体现了这种“公论”。

  在这场争论中，以后的东林党人开始在政坛上展露头角，包括顾宪成、赵南星、缪昌期、史梦麟与钱一本等。他们都成为上述公论逻辑的主要捍卫者。而顾宪成因为支持会推而被贬更激起了言官群体对于皇帝独裁更猛烈的批评。报告认为，1590年代的争论与后来东林派的思想一脉相承。90年代争论的实质是在朝廷中废除皇帝的特简，强调公论的集体逻辑；此运动失败后，东林派转而在地方成立议论中心，力图使“地方公论”成为中央政府政策的指针。

  报告还着重探讨了以往研究极少涉及的“访单”的问题，纠正了几部权威辞书中的史实错误。明代的访单原来是嘉靖年间吏部考察官员之后，为了破格提拔遗贤，让来京考察的官员推荐人才的制度，属于不定期的特例。万历之前的考察主要以上级堂官的评价为主，访单只作为参考。而在1590年代，后来被认为是东林党的孙丕扬与赵南星积极推动关于访单的制度改革，企图将发给九卿科道以及来京考察官员匿名填写的访单作为考核官员的主要依据，并以官员得到的赞扬和批评的多少为考核的标准，并将结果上报皇帝批准。这一改革改变了原来以堂官考语为主的官员评价体系，转而用匿名的调查问卷来征求士大夫的集体意见（即“公论”），并以此为新的考核原则。此外，在1590年代，访单也渐渐成为选拔言官(考选)的主要方式，并渐渐扩大成为礼部评定谥法的方法。东林派的赵南星甚至建议将访单调查的结果作为政府所有官员任命提拔的主要标准。

  在上述史实考证的基础上，报告提出理解东林运动的新的角度。1590年代以后来的东林派为主的改革派企图以“公论”为指导思想进行政治和制度改革，以实现“公天下以选举”的目标。这是对宋代以来的道学传统的突破。宋道学假定个人可以通过读书和修身领会与宇宙万物相通的“理”，而得到“道统”的少数士君子，则取得了成为帝王师的资格。理学虽然在此意义上制衡君主专制，却无任何尊重集体意见的理论。明末的公论的思想虽然同样牵制独裁，却摒弃了这种精英路线，强调大多数人自发的是非判断的合理性和集体决策的重要性。所以，东林派的思想不能简单视作道学的复兴，而应该看到其强调集体理性的一面。

  明代的会推和公议传统在清末复兴。魏源和徐继畲用明代的会推概念来理解美国的选举制度并不是偶然的，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制度正体现了 “公论”在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因而值得赞许。而稍后的冯桂芬则明确提出复兴明代的会推制度，遵从并扩大会推所体现的集体政治参与原则，在地方上以推荐数量多少为标准选拔官员。报告最后认为，清末思想家关于“公论”的制度改革要求不能仅仅被视为是对西方民主制的模仿或者回应，而应该从明末思想和政治史的角度重新加以理解。审视中国历史从明代到清代自身的发展逻辑，将为我们提供一幅不同的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