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新

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不同文献因其作者所秉持的立场不同，对同一历史人物有不同的型塑与评价，此乃史家常遇之现象。结合不同文献以恢复历史人物的原貌、给予其客观的评价，为史学家当然之职责。然而，或因史料搜罗未全，或因史家立场片面而对某些史料视而不见，从而导致历史人物形象失真，此类例子在学界亦屡见不鲜，对明末奉教太监庞天寿（1588—1657）的研究即为一例。

钱海岳《南明史》载永历朝太监张福禄、全为国临刑前曰：“我辈生不能诛（马）吉翔、（庞）天寿、可望三贼，死当作厉鬼杀之，以除国害。”钱氏因此对阉竖大加挞伐，认为宦官祸国乃明亡之重要原因。教会史家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云庞天寿“为明尽忠，誓死不二。永历用为司礼太监，多所匡救。”又云：“天寿奉教热心，辅相永历十二年，赤心忠肝，深为永历所倚赖。”

两位民国时期的史家对庞天寿之评价迥然各异，这主要因为他们的治史立场不同，其评判人物之标准，一在于效忠皇帝，一在于敬奉天主。此外，他们所使用的史料来源不同也是一个原因。冯承钧早已意识到中西文献记庞天寿事“毁誉不一”，西教士所记颇多称誉，而若干南明史籍则多有微词，并认为安龙“十八先生案”乃是“后人不察，尽以（夏）国祥之罪归之天寿，而天寿遂蒙恶名矣”，教会史家方豪完全赞同冯氏的看法。

庞天寿为顺天府大兴人，崇祯朝为御马太监，农民军攻陷北京前不久，奉敕至南京，事弘光帝，管两广珠池。已而奉命前往福建、两广征税，随即闻南京已陷，遂事隆武帝，改任司礼监，而获重用。隆武帝希望通过耶稣会士从澳门获得西方军事援助，而天寿以教徒身份之便利，穿梭于帝与西士之间。隆武二年（1646）帝遣天寿偕毕方济往澳门求援，然途中已闻福京陷落，故转赴肇庆，带300葡兵事永历帝。

庞天寿跟随永历帝转战粤、桂、滇、黔，忠心耿耿，深为皇帝信任，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提督勇卫营，获赐一品服。但晚年因与马吉翔勾结，参与吴楚党争、弹杀林时望、谄事孙可望、威逼永历禅位、十八先生案、陷害高勣等一系列不忠行径而落得骂名。但西文文献和教会史论对这些事情不提只字。

庞天寿在1629年入教，教名亚基楼（Aquileo），是最早入教的太监之一。庞天寿奉教及其通过天主教人脉网络为永历效力等事，中文文献仅有王夫之《永历实录》中略有       记载，但对其做法颇不以为然。西文文献对庞天寿的记载，多侧重其奉教效忠一面。1640年代，随着北京陷落、南明诸朝相继建立，庞天寿在朝中的地位不断攀升，相应地其在教会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1645年葡萄牙耶稣会士何大化在福州登门拜见任司礼监的庞天寿后，称其为教会的柱石。

劝导之下，永历朝的太后、皇后、皇子先后领洗入教，成为中国历史上天主教色彩最为浓厚的王朝。庞天寿又曾致函罗马教皇、耶稣会总长和葡萄牙国王，希望借助欧洲的力量解朱明王朝于困境之中。

西文文献所记庞天寿忠于永历、虔奉天主，虽大致不误，然天寿对天主教之信仰，如同对永历帝之忠诚一样，似亦并非始终如一，如他曾受朱容藩贿、贿赂孙可望部下郑国、纵容马吉翔以幼女送郑国为妾，表明他已不把教会戒律放在眼里。吴楚党争期间，与同为教徒的瞿式耜分属两党，“十八先生案”期间，为抓捕参与密敕事件的张福禄、全为国，怒斥同为教徒的太后和皇后，且欲废皇后，可见教友情谊对他而言已无所谓。

庞天寿历经明清鼎革之乱，又是奉教太监，要想客观地对其一生事迹加以评价，实非易事。本人试图抛开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预设立场，通过现存中西文献的综合研究，恢复庞天寿的历史面貌。

2009-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