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学术界，余英时先生称得上“通儒”，他的研究涉及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与许多层面，其中思想史研究是余先生毕生最费心力，也是最具贡献的领域。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极其宽广，即使以西方的术语来看，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学术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的称谓虽然将思想史由专而博划分出三个层次，但由于彼此间的交叉重叠，加之三者本身各自蕴涵难定，因此，无论从哪个层面切入，思想史的观念仍存在着极大的模糊性。对此，余先生自早年起就有认识，他认同思想史家的全部工作必须涉及从抽象的哲学概念到人的具体活动之间的各个层面，并通过具体的专题研究进行实践上的探索，取得了众多的成就，同时也使得难以言诠的思想史观念逐渐清晰起来。

本报告通过梳理余先生在中国近世思想史这一自成单元的研究，来把握他关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观念，以及学术思想，并呈现他关于中国近世思想史的脉络与特质的认识，旨在凸现余先生在事实与价值、专精与通博之间实现动态平衡的治史追求。

一、实证与诠释交互为用。余先生以为论世必尚外在之客观，故实证之法为不可废；知人必重内在之主观，故诠释之法亦不可少。而对于思想史的实际研究，实证与诠释则不可须臾相离，因为内外合一、主客交融正是思维之所由起。

二、观念的追溯与展开。举余先生关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七个条目研究为例，将它们放置在从宋到清的学术思想史中加以展开，从而使得一个具体的观念分析，既折射出丰富的思想史内容，又使得观念本身获得充分的诠释。

三、内在理路。这一重要的研究路径直接缘起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余先生以为，传统的解释主要是从反满的角度与市民阶级的角度，究其实，都是从政治与经济等外在因素来解释学术思想的演变，这种解释虽然自有它的某些根据，但却从根本上忽略了思想史本身是有生命、有传统的。

四、外缘情境与思想流变。余先生固然肯定与坚持“内在理路”的方法及其观念，但在中国近世思想史的研究中，除了有关清代学术思想的个案研究采用“内在理路”外，其余的专题研究更多的是转移到外缘的领域。在处理外缘情境与思想流变时，余先生能取其宏大而尤重细微，依势传神而不拘形貌。

五、问题意识与两个世界。以具体案例讨论余先生如何产生研究的问题意识，以及注重学术思想变迁自主性的“内在理路”，与强调学术思想变迁依他性的“外缘情境”两者之间如何平衡，从而一窥余先生的治学境界。

六、中国近世思想史的脉络与特质。余先生提出了新儒家的思想突破属于唐宋思想整体“入世转向”的精神运动的论说，系统而完整地梳理了由新禅宗发起、新儒家继续，新道教最终卷入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脉络上，新儒家完成了形而上的义理建构，但入世的宗旨终在“经世”，由此又形成新儒家的政治文化。基于这样的梳理，彰显出近世思想的人世情怀、理性精神与主体意识。

2009-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