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祀礼仪和太庙礼仪是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两大柱石。在帝制时代，君主具有“天子”和“皇帝”两种身份，祭祀是体现这一双重身份的重要方式。在祭祀天地系统的神祇时，君主使用“天子”的自称；在祭祀祖先和其他人格神时，使用“皇帝”的自称。郊祀礼仪和太庙礼仪分别是体现君主的“天子”和“皇帝”身份的最重要舞台。

魏晋以降，国家礼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郑玄和王肃礼学之争的制约，这在郊祀礼仪和太庙礼仪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在郊祀礼仪上，郑玄和王肃的争论主要体现为郊丘是否合一。郑玄认为，天神有六，地祇有二，所以祭天礼仪应当分别在圜丘和南郊举行，祭地礼仪应当分别在方丘和北郊举行。而王肃认为，天神和地祇都是唯一的，所以，郊就是丘，丘就是郊，两者是同一回事。从魏晋一直到唐前期，郊丘之争始终影响着郊祀礼仪的模式选择。《开元礼》颁布后，郊丘之争终结。《开元礼》中的郊祀礼仪是以郑玄学说为基本框架，同时摄取了王肃学说中的一部分内容而成。

朱熹《面奏祧庙劄子并图》历史上甚少出现的天地合祭在天宝以后的皇帝亲郊礼仪中大行其道，并且在北宋初年制度化。但是，这毕竟与儒家经典中天地分祭的记载不同，到了北宋后期，随着回归先王之制的呼声不断高涨，天地合祭受到了批判，但也有人主张维持天地合祭的祖宗旧制。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皇帝都支持天地分祭的皇帝亲郊制度，但是因为卤簿、费用等非祭祀性因素的制约，直到宋徽宗统治后期，北郊亲祭才实现，天地分祭的皇帝亲郊制度得以完全落实。不过，到了南宋，皇帝亲郊制度又转而实行天地合祭的形式。经过唐宋时期，中华帝国郊祀礼仪争论的焦点，从郊丘之争历史性地转向天地分合之争。到了明朝，天地分合之争再度发生。

在宗庙礼仪上，郑玄和王肃对“天子七庙”也有不同的理解。郑玄认为，天子七庙是到了西周才出现的，七庙包括太祖庙（后稷）、二祧庙（文王、武王）和四亲庙。王肃认为，天子七庙是历代通则，二祧是天子的五世祖和六世祖，所以七庙实际上是太祖庙加上六亲庙，文王和武王的庙数另计。魏晋以来，各个政权的太庙要么使用郑玄模式的七庙制，要么使用王肃模式的七庙制。

到了唐宋时期，天子七庙的模式逐渐被打破。唐玄宗统治时期曾经出现过九亲庙的形式，到了代宗朝，随着太祖脱离昭穆序列、高祖和太宗获得不迁之主的地位，唐代的太庙又回到了“三昭三穆”的王肃模式。与唐代不同，宋代太庙的变化趋势与郑玄和王肃模式愈行愈远。北宋后期，因为尊僖祖为始祖之举以及过多的不迁之主，不得不实行自我作古的崇宁九庙制。尽管南宋后期朝廷试图重新回到王肃模式的天子七庙制，但是实际上却离王肃模式越来越远，太庙中供奉的神主越来越多，甚至到了无法容纳的地步，不得不在太庙之外另辟庙室。明代一直实行九庙制，就是唐宋时期太庙庙数变迁的历史遗产。

作为国家祭祀的两大支柱，郊祀礼仪和太庙祭祀在唐宋时期的变迁，象征着郑、王礼学之争对国家礼制的支配性影响基本消退，国家礼制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10-0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