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讽刺画《染帛》   二十世纪早期，尽管心理学在中国（与欧美相比）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但中国的心理学家确曾试图改善儿童在家庭与学校里的环境。在幼儿教育理论上，辛亥革命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间，其主流议题出现了从“儿童学”到“儿童心理卫生学”的转变。

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有意识地运用“儿童学”来达到解放儿童与“非孝”的政治目的。如沈兼士在发表于《新青年》第六号的〈儿童公育〉一文中，就倡导用儿童学的理论来培养一代革命的孩子。此外，儿童学的知识分子中也存在不同的政见，儿童学成为他们支持各自政治思想的载体。现代儿童学的倡导者邹谦和沈兼士，尽管都批评传统的大家庭，却是出于完全相反的目的。沈兼士希望通过“儿童公育”来推动社会主义；而邹谦反对大家庭公共财产制度的出发点，却是为了培养孩子的财产权利意识，因为财产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石。

此前，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日本的儿童学理论，但随着后来中日关系的紧张化，更多的教育家赴美留学，也开始受美国“心理卫生论”的影响。当时日本知识分子认为儿童学是一种“纯科学”，而美国的“心理卫生学”（以及其它教育思想）则比较偏向应用，比如提倡在法律上进行相应的改革。在美国的影响下，中国的教育家也希望更多地涉入政治活动，如担任大学的重要职位等等。

儿童心理卫生学家对家庭制度的态度，事实上是既批评又辩护。1923年杨肃的《儿童心理卫生讲话》体现了这一点。他一方面承认存在着深刻的家庭问题，认为孩子有权了解父母的弱点；另一方面，他也不主张改变父权制的家庭制度，并鼓励孩子尊敬父母。同时，中国的心理卫生学家也希望把儿童心理卫生的思想本土化。1944年，宋思明在《精神病之社会的因素与防治》中说：“吾人相信一个人的命运，皆赖所得之经年，所讲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也。”宋氏引用墨子的说法来证明心理卫生学在中国也能找到渊源。

心理卫生学非常契合当时的“新生活运动”。按照心理卫生学理论，家长可以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进而改善儿童的精神面貌。同样，新生活运动也强调良好习惯和爱国精神之间的关系。二者都是政府倡导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在此背景下，心理卫生学家认为可以从教育着手来改善社会，即先改善“学校卫生”，再影响到家庭与其它的社会空间。

大体而言，儿童学家比较接近新文化运动批评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做法，而儿童心理卫生学家则采取了支持中国新生活运动的态度，与前者相比，他们在批评当时的社会习惯之外，更相信社会与国家再建设的可行性。

2010-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