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副教授

当中国僧人涉及印度，以及稍后日本和朝鲜僧人涉及中国时，一种深刻的“边鄙情结”（Borderland Complex）困扰着他们，那就是：如何克服本国与先前佛教中心之间似乎遥不可及的距离。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中国僧人也曾有一种自卑和焦虑感。在佛教的世界观中，印度总是被置于宇宙的中心，中国只被保留在边鄙。但七、八世纪以后，中国文化迸发出高度自信，进而期盼成为佛教的新中心，而佛教也乐于将其中心从印度转移到中国。中国佛教徒也力证汉传佛教不输印度本土佛教，甚至出现了天台僧人编造故事证明中国文化倒流印度的特例。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创造圣地，五台山信仰就是产生自为文殊菩萨在中国寻找新道场的努力。稍晚，朝鲜通过同样的手段构建了朝鲜的五台山，通过在朝鲜安置文殊，意在“窃取”中国作为佛教世界中心的地位。日本的佛教思想家不仅将日本描绘成文殊的新道场和随后浮现的佛教世界的中心，还进一步将日僧行基的形象提升为文殊的转世。

如果说圣地的再建着重于佛教物象的迁移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宗教霸权的乾坤大挪移，那么，法系的建构因其着力于佛法精神的承接与弘扬，显得比前者要空灵与微妙。佛教各派有关其法系的各种材料，目的正在于通过祖师们的链条而与佛祖建立起联系，从而继承佛祖的神圣性与正统性。

至少有两种神话被创造出来用以描述佛法在东亚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播。第一种神话视佛教分歧为多种不同的传统，每种传统都有各自代代相承的“本质”。第二种神话把各种佛教传统视为从一个中心向不同边缘地区同时或连续的投射。学者们已经日渐认识到了第一种神话里的历史性错误，所谓传法谱系其实是一个回溯性的创造。第二种神话大体而言仍然保持原样、未受质疑。但是，朝鲜和日本佛教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在佛教的传播中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比如，日本反传的天台典籍对天台宗在五代和北宋时期的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现代人对中古中国佛教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日本佛教的情势。学者们往往将日本佛教宗派对立的范式投射到中古的中国佛教中，这已经在学术界形成了关于中古中国佛教各宗各派高度独立、相互敌视的假象。

进一步分析可知，法系构建说与祖师转世说表面上格格不入——前者为自下往上毕恭毕敬地攀延企及，后者为自上往下自信满满地反客为主，实际上二者却是相辅相成、一体两面。一般传法者是在精神上从一个凡夫投生到神圣的祖师世家，由此获取认证和权力；与此不同，祖师转世观则通过公认的祖师肉身化现为当世传法者来达到这一目的。凭借与一位在时空上最为接近的祖师相连系，法脉传继者通过祖师们搭桥牵线，证明自己是佛祖的法嗣。这样迂回错综的连系过程可以用祖师投胎为某一后世传法者的理论简而化之，无论这位传法者是多么凡微，也无论祖师与他名义上的转世肉身是如何了无牵涉。

2010-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