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90年代初，一批受到基督教会启示的中国读书人认为，汉字作为一种象形文字，字数繁多，笔画繁琐，而且与口头语言相去甚远，掌握起来相当困难，以至于中国人的识字率过低，因此，欲图富强，首先要创造一种能够直接反映口头语言的“切音字”，便于“下流社会”学习。甲午战败之后，这一看法作为“学战”思想的一部分，在国内思想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庚子以后，切音字运动直接和国民思潮联系起来。鉴于政府救亡和改革均不成功，这一时期的思想界广泛出现了目光“向下”的现象。一方面，他们强调，救亡不能仅靠少数“人才”，而必须依靠国民，尤其是其中的“下流社会”。“多数人”被认为是国家的主人，肩负着中国的未来。然而，另一方面，民众所表现出来的素质又使思想界不安。他们认为，下流社会必须经过改造，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而开民智乃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切音字的“普及”作用更显突出。

在这种情形下，切音字被视为塑造国民的重要手段。支持切音字的学者认为，由于切音字是一种“言文合一”的文字，可以“声入心通”，特别适合下层民众。这和其时思想界兴起的“我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白话文运动、演说和宣讲运动、戏曲改良运动以及稍后出现的“歌谣运动”和“方言调查”等互相呼应，可以视为“口头文化”（及准口头文化）地位提升的表现，而所有这些“口头文化”也均把下层民众视为关注的对象。

由于强调文字应该反映声音的状况，以及无意中脉承了传教士的做法，切音字运动兴起之初，出现了一大批拼写方音（以南方为主）的切音字方案。这在一开始并未引起过多的质疑。不过，庚子以后，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推广，语言文字被提升到国家精神的高度，而统一语言更被认为是合群的关键。这样一来，不少人开始把方音切音字当作国语统一的障碍而批评。

实际上，在切音字运动内部，原本也存在着统一语言的目标。不过，具体方案则有所不同。其中一派的代表是北京的王照。他制造出了一种直接反映“京城声口”的官话合声字母，被认为可以同时促进“教育普及”和“语言统一”。另一派的代表是在南京推广切音字的劳乃宣。他认为王照方案并不完全适合南方，故主张在王照方案的基础上，按照各地情况随时增添字母。但是，劳氏的办法被认为“极力制造”语言分裂，不但不能统一国语，且使本来举国一致的文字也有分离之势。另一方面，王照官话字母在南方地区也遭到质疑，认为其不适宜南方的口音，不但不能提升识字率，且使人更觉麻烦。

这两场争论一是针对方音切音字，一是针对官话切音字，在正面的主张上确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之处，但在具体的思路上又彼此纠缠。一方面，破坏“书同文”显然已成为相当多的人用来攻击对手的武器，对于这一本来也部分包含有“统一语言”目标的运动不能不说是始料未及的。另一方面，切音字运动者最初的关注点主要是为下流社会提供一套求知和交流的速成工具。但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语言统一渐有后来居上之势。这些争论不但暴露出切音字运动在文字简易与语言统一之间的支绌，且对于南方民众来说，官话简字仍是与他们的口语不同的一套文字，“言文一致”的问题仍未解决，“声入”未必“心通”。

2008-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