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后，有关宋代祠祀信仰的研究已经累积大量的成果，但是有一类特殊的祠庙（旌忠庙）过去很少人关注，这些官方色彩浓厚的祠庙，往往披露统治者主动涉入祠祀信仰的企图。本报告试图探讨旌忠庙出现的历史，梳理赐封与旌忠结合在一起的历史脉络。

大约在两宋之际，朝廷透过立祠与赐额的手段树立若干旌忠庙，这是中国历史上国家首度以比较大规模立祠的方式传布核心的政治价值。宋世以前，除了建祠奉祀特定的忠臣外，有的皇帝（如唐玄宗）亦以树立各种历史人物典范的祠庙，展现儒家治国的政治理念，而忠臣之祀也厕身其中。两宋之际，国家树立旌忠庙的思维则与此不同，此时朝廷和士大夫官僚，立祠追祀当代忠臣烈士，以挽救政权存续的危机，本身即是积极的政治行动的表现。

具体而言，何以两宋之交，出现赐封劝忠这种新手段，涉及两个问题：一、朝廷赐封劝忠的政治意图为何？二、赐封民间祠祀的措施，如何演变成宣扬核心政治价值的手段？

第一个问题涉及旌忠庙的措施与南宋初期政治史的关系。作为新的劝忠活动，旌忠庙比较集中于南渡初期兵荒马乱之际，在朝廷和士大夫官僚的推动下，立祠追祀逐渐成为重要的旌忠手段之一。在诸多表忠的措施里，旌忠庙有一项独有的特色：向四方宣扬忠义价值的作用，而且是以常民熟悉的祠祀形式进行宣传。由于不满朝臣于两宋之际失节的表现，在忠义价值沦丧危机感的驱动下，出现一波重建忠义文化的活动，而旌忠庙作为新形态的劝忠活动，实具有向常民百姓进行思想动员的效果，以扩大新政权的社会基础。

进一步而言，南宋初期立祠赐额劝忠，系奠基于北宋大量封赐措施的经验而来。封赐活动大盛后，统治者认识到封赐手段能将政权和地方社会紧密结合。同样的，透过御赐庙额，皇帝褒扬烈臣的措施也可以在基层社会表现出来。有了旌忠庙的桥接，皇权、忠义之行与地方社会三者可以建立直接的联系，新的劝忠手段具有更大的思想动员的能量。

两宋之际的旌忠庙，预示祠祀作为积极政治行动的一环的时代到来，旌忠庙的出现，说明官方积极操作祠祀以为政治价值之载具。这种态度发生在大量封赐祠祀信仰之后，显示官方在大幅涉入祠祀信仰之后，反而受到牵引，开始以祠祀劝奖核心的政治价值。而且长远来看，这些措施的出现，不是宋廷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管制信仰的意图所致，赐封成为旌忠的元素，最初的动力是南方地区推崇神祇的传统推衍为一代通制所致，这是一段自然推移演变的历史，同时也体现唐宋之间，南方本地力量崛起后对近世国家祠祀政策可能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