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学史上，《礼记》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文献，据学者研究，汉宣帝甘露三年石渠礼议之时，就是小戴《礼记》公开发表之时，其实际的成书年代还早于此。由于《礼记》是囊括社会各项仪礼的百科全书，对当时社会有着深远影响，加上被统治阶层扶持认可，所以对当时主流意识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

一个时代的文学形象，尤其是那些有“感召力”的正面形象，都可以从当代的主流意识中找到刻画的依据。而初创于汉代、以后又被不断充实的长篇叙事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章培恒等学者认为，此诗发端于东汉建安年间，但其主要部分则完成于魏晋及南朝，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其女主人公刘兰芝文学形象的塑造，正是《礼记》对当时社会女性要求的缩影。在作品中，刘兰芝可爱和可悲形象的塑造，都能从《礼记》中找到理论根据：她的可爱，完全符合《礼记》对女性社会要求的标准，即女性的“四德”标准；而她的可悲，无论是被休回家、遭遇逼婚以及投水自尽，也无不渗透着《礼记》的影子。可以说，刘兰芝的文学形象就是按照《礼记》的相关内容来塑造的。

《礼记》何以具有此种文学形象的解读能力？这首先和《礼记》的内容有关。《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所涉及的矛盾，属于日常生活中“礼”的问题，而三礼之中，《周礼》主要是讲政府机构的设官分职，和日常生活中的礼仪无关；《仪礼》虽然是讲十五种人生礼仪（如士冠礼、士昏礼等），但因为其僵化死板的风格而被世人抛弃；只有《礼记》，由于贴近实际生活，又包罗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具有较强的生活气息，为世人喜爱和接受。其次，又因为它维护尊卑上下的社会秩序，也备受朝廷的青睐和扶持。三国魏时，《礼记》入经，此后由于应试的需要，更促进了各阶层对它的学习。由于以上原因，《礼记》在社会各阶层都备受瞩目，也被统治阶级作为主流意识传扬发展，在日常生活甚至文学创作中，它无形中就成为人们心中的规范。具体到刘兰芝的文学形象就是如此。今人评价刘氏的命运，大多归咎于当时封建礼教和家长制度，这一观点虽然指出了一些问题，但由于忽略了《礼记》这部经典，所论都难免有失漏之憾。如果我们走出以今释古的思维，刘兰芝的遭遇都可以从《礼记》中找到理论上的依据。本文拟就《礼记》的具体内容以及它在经学史上的地位方面，对经典中刘兰芝这一文学形象进行分析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