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波

      “兰秀山之乱”是明初与方国珍政权关系密切的舟山外岛岛民反抗明朝的军事动乱，现存朝鲜时代外交文书集《吏文》收有一则文书，对于发动此次动乱的秀山陈氏家族的行迹记载甚详，这已经被日本学者藤田明良的研究所揭示。此外，陈氏家族的活动还见于《吏文》所收另一则文书。综合《吏文》、《高丽史》、《高丽史节要》以及嘉靖《江阴县志》的记载，秀山陈氏一族的行迹可以勾勒如下：洪武元年以陈君祥（即陈均祥）为首的秀山陈氏一族发起兰秀山叛乱，兵败降于名将吴祯，但不久“复叛劫杀将官”并逃亡高丽，洪武三年明朝派人将其缉拿回国，并编入吴祯部下。他于洪武五年四月出海运粮，但中途伺机和同伙再度逃亡。而作为总督海运的总兵官以及镇压兰秀山叛乱的指挥者，吴祯对于此事自然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发咨文给高丽国王，要求“根勾在逃军梢陈均祥”回国。陈君祥等人最终可能都无法摆脱编隶行伍的命运，其遭遇是当时参与兰秀山之乱的岛屿居民最终命运的一个缩影。
      兰秀山之乱可视为明初国家权力与元末以来脱离国家体制束缚的海上势力之间的一次大规模的正面冲突。在冲突中，作为元末群雄方国珍的余部，依赖贩盐、捕鱼以及国际贸易为生的兰秀山岛屿居民试图与定都应天府并拥有深广大陆经济腹地以及健全政治军事组织的明朝政府相抗衡，其失败是必然的。张士诚、方国珍政权溃灭之后，其余部频繁活动于东亚诸国，模糊了国家权力的政治边界，对于试图重新构筑东亚国际秩序的明朝政权而言，自然被视为极大的威胁，不遗余力加以镇压。由此也可见，经过蒙元一代宽纵放任的海上政策，植根于江浙滨海地区的海上势力大为发展，在宋代以来中国海上势力的发展历程中，构成一个高峰，是值得加以关注的。
      实际上，在东亚海域诸国交往中，国家与地域构成矛盾的两极，具体体现为国家权力与滨海地域海上势力之间的博弈与制衡。国家权力在自身政治疆域范围内总是试图达成一种无远弗届、牢笼天下的笼罩性秩序，而海上势力却往往倾向于跨越国界，自由往来于环东海周边地域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一点上无论中国、日本、朝鲜都不例外。在王朝末期国家统制力松弛的情势下，滨海地域生成的海上势力往往坐大而成尾大不掉之势，而一旦王朝鼎革，新王朝却总是依靠新生政权的蓬勃活力和严密组织，剪除地方势力，树立中央权威，重整东亚秩序，重塑政治边界。此种情势使得滨海地域生成的海上势力也往往难逃溃灭的命运。宋元之际以朱清、张瑄为首的海民集团，元明之际的方国珍政权，明末清初的郑氏海商集团，其命运都殊途同归，体现了海上势力发展的一般轨迹，将这三者加以对比并作长时段的考察，钩稽宋代以来中国海上势力的发展与变迁轨迹，无疑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