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宋分争、兼采是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大关节。乾嘉之后，汉宋门户已立，纷争不断，因而沟通汉宋、兼采两长，以求回复不分汉宋的境地，达到学问的胜境，成为不少学人的至高追求。此种学风，尤其以浙、粤两大学术圈为盛。

粤学以陈澧为旗帜，陈澧之学出于阮元所办学海堂，渊源于浙学，因而前人多不见浙、粤学人兼采汉宋的差异，实际浙、粤颇有不同。朱一新出生于浙江义乌，青年时问学于杭州诂经精舍，中年辞官后即一直主讲于广东端溪、广雅诸书院直至过世，出入浙、粤学术圈。朱氏治学主张不分汉宋，意图回复乾嘉之前治学不分门户的胜境，貌似陈澧之学。同时期的学人不加考辨，多视其为广东陈澧一派，其实未必符合其自我认同。民国学人又因所资文献不足征，无法全盘统观，掘其底蕴，往往只能借助前人言说以为凭据，以此认识当时学术史，难免发生偏差。后人受此影响，考察朱一新的论学主旨，往往牵连其在浙、粤之间的倚重取舍，且多落实于比较朱一新与陈澧一派在沟通汉宋或不分汉宋上的观点异同。然而，中国学人言说往往意蕴深刻，多有具体所指，仅从表面文字着手辨析其间异同，不追究言语背后所蕴含的事实，很难得其真意。与其纠缠于两 者在论学语言文字上的异同，不如从朱一新的言论出发，剖析其论说的语境与针对的事实，更能接近朱一新的论学宗旨及其对于浙、粤学术的认同或疏离。

更重要的是，朱一新出入浙、粤，关系当时浙、粤学人与学术极深，深入解析朱氏的指向与意涵，能够据此展现浙、粤学人所认识的汉宋的差异，以及他们在处理汉宋问题时所取办法的高下。其中，朱一新撰述《无邪堂答问》一事颇为关键。朱一新早年“博文而无心著述”，晚年一反前行，抄录与广雅诸生问答之语定为《无邪堂答问》五卷，四处与友人通信，告知《答问》之作与写作宗旨，最终又把这些信函收录于生前自定文稿之中，可见对于此书十分有心。

此书的撰著，一定程度上便在应对浙、粤学人对汉宋兼采的不同态度与做法。围绕解析《答问》旨趣这一问题，既可关照朱一新论学的宗旨，也能展现浙、粤学人在认识汉宋与兼采汉宋上的分歧与特质。厘清相关史实，可资认识清代以至民国学术史的深浅，并影响后学继承固有学术的路径正误与气度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