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玲

阮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问世之前，社会上曾经出现过两种同类性质的著作，即毛晋汲古阁本《十三经注疏》和乾隆时期武英殿本（简称殿本）《十三经注疏》。毛本《十三经注疏》虽然独领风骚近两个世纪，但历来被后世学者所诟病。究其原因，底本不精、校勘所据资料匮乏和校勘理念的落后是其主要弊端，但其校勘方面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乾隆十二年，殿本《十三经注疏》刊刻竣工。殿本较之毛本有两个显著特点，即全书实施了句读及每卷后附有《考证》。实施句读有助于文本理解，这是殿本最大的优点。然而，其《考证》部分特别薄弱，几乎没有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校勘记。从学术角度而言，并没有太多实际价值。

鉴于毛本和殿本《十三经注疏》显现出的越来越多的问题，重新整理《十三经注疏》已势在必行，此任最后由阮元担负，是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条件的。笔者把这些条件，大致总结为天时、地利与人和三方面。

乾嘉时期既是清廷对考据学的支持最力时期，又是清代考据学发展的顶峰。《四库全书》象征着清廷已经完成了从倾向宋学到倾向汉学的转变；与此相联系的是，校勘学成为考据学中的一门显学，涌现了大量的校勘成果，遍及经、史、子、集四部，且许多校勘学成果堪称精品。与《十三经注疏》校勘密切相关的两部大型校勘专著，即山井鼎、物观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和浦镗的《十三经注疏正字》恰于此时问世。此外，卢文弨的校勘理论和丰硕的校勘成果，对阮元完成《十三经注疏》的整理工作也有很大帮助。

乾嘉时期的江浙地区，不但是学者数量最多、水平最高的地区，而且是国内图书最齐备的地区。笔者以《清经解》和《汉学师承记》中收录的作者及其经学著作为例进行考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乾嘉时期，无论从经学家的地域分布还是经学著作的数量，江浙一带都是中国经学研究中不可动撼的第一大重镇。

“人和”的条件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考虑。首先，阮元在其从政和学术生涯中有深广的人脉，他的生前身后，得到过来自皇帝、亲友、弟子以及后世学者的一致好评。整理《十三经注疏》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阮元组织的整理班子，由段玉裁、顾广圻、臧庸、洪震煊、严杰等人组成，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汉学研究的最高水准，这是阮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得以高质量完成的人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