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宋分争的有无及其如何分争，是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大关节。前辈学人对于汉宋问题的论著不少，就影响而论，当数梁启超与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而梁、钱对于清学的认识，按朱维铮先生的说法，是“角度各有所偏”：梁著的主线是汉学以复古为解放，钱著的主线偏于宋学，“实际写成的是清代‘宋学’史”。两书描述同一时空的学术进程而截然异样，不免引人思考究竟何为清学之真相。

      这种角度的偏向，实不无后来门户派分之见，与本事及当事人学问抱负有所不符。其中，江藩编撰《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勾勒清代汉、宋学谱系以及方东树撰述《汉学商兑》以为回应一事，是各家叙述中汉宋分争确立的大关键。谭宗浚主持续修《国史儒林文苑传》，以官方形式总结清代学术，便说：“国朝汉学、宋学轨辙互歧，各有专长，未容偏废。而江藩《宋学渊源录》，必择其声华闇淡者始录之，至方东树《汉学商兑》又攘臂诟争，几于灌夫骂坐，信乎楚失而齐亦未为得矣。”皮锡瑞《经学历史》论清代经学，说：“江藩作《国朝汉学师承记》，焦循贻书诤之，谓当改《国朝经学师承记》，立名较为浑融。江藩不从，方东树遂作《汉学商兑》，以反攻汉学。”前者以为《汉学商兑》缘起于《宋学渊源记》，后者以为《汉学商兑》激起于《汉学师承记》。
      目前学界对于此事的认识，虽有推展，实多在谭、皮论断的基础上扩张。不过揆诸事实，江藩虽区分汉宋学，实本于惠栋汉之经学、宋之理学各擅专长之教，未必有后人认识的截然针对宋学之意。且其条贯清代汉学师承的本意，更多在为惠栋立统，而非与宋学立敌。而方东树撰写《汉学商兑》的真意，主要也非应对江藩的所谓汉宋门户之见。前人认识之所以出现误差，主要缘于未能确定《汉学商兑》发轫之时间，导致诸多相关联系不能准确安置、贯通，其中意涵无法全面认识。
      综观前人研究，多注意成书后的《汉学商兑》，进而分析方东树商兑汉学的针对对象与用意，对于《汉学商兑》发轫、创意、成书的过程，就语焉不详。而这一层次的考辨，恰是确证方东树《汉学商兑》撰写缘起的重要步骤，可进而知其撰写旨趣及商兑之所以然。此案的推进，不仅可资考究方东树的学问抱负，确认相关学人在清代学术史脉络中的位置，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进一步梳理清学史所谓汉宋分争发生、发展的过程，了解其具体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