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辻哲郎（1889—1960）是近现代日本思想史上的一位杰出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明治晚期、大正、昭和三个时代，在历史、伦理学、哲学、佛教以及文学等各方面均有杰出造诣。1912年，刚刚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毕业的和辻毅然告别激情而诗意的文学创作，转而投入了理性而冷静的学者生活。在和辻的思想历程中，20年代的“回归日本、回归东方”的这一志趣转向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如果说30年代“很多知识分子将传统和古典视为偶像的做法，只不过是对正视现实日本、‘自己国家’状况的逃避”，那么在20年代就转向日本和传统古典的和辻则确是为其本身所感动。和辻试图通过对日本古代文化的再现和挖掘来追寻或还原日本精神的特质，其中古代文化成为其考察不同民族精神和文化性格的一个标本。中国的古代文化自然也成为其理解中国精神的核心构架。在某种程度上，“传统中国”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意象，用一个更强意象的词来概括，就是“中华”，即中华帝国更多的是一种古典文化的象征，或者就是日本学者小仓芳彦所说的“原中国”。

      在和辻所有的著作中，涉及中国的论述主要有：《风土》（第八卷）中的“中国”部分；《伦理学·下》（第十一卷）中的“中国”部分；以及早期关于古代中国艺术的评论散篇。《风土》是和辻伦理学体系的奠基性著作之一，构思于1927年，完成于1929年，于1935年出版，后又分别在1944年和1949年对“中国”部分进行了大幅修改并重新出版。这一著作是和辻在赴欧洲留学期间，受沿途不同类型风土的刺激，以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为契机所创作的文化哲学著作。《伦理学》是和辻用伦理学的方法对人类的历史进行的新诠释，这里也体现出和辻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定位。和辻肯定中国在“国家自觉”和“历史形成”上对世界的重大意义，尤其推崇汉唐文化的精神，乃至断言“中国必须复兴，必须恢复汉唐等文化的伟大之处。”

     和辻关于中国的间接印象基本来自于考古发现和历史学研究，而关于中国直接印象的论述则集中于二十世纪20、30年代，这一现场观察直接体现于和辻在《风土》中对中国国民性的论述。概括其主要观点，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生活艺术高超而独特、富有想象力和原创精神；第二，社会伦理注重礼制教化和人伦之道；第三，政治机制表现为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和始于武功而行于文治的统治理念；第四，宗教精神渗透于军事武器、日用器具和工艺品，使之体现出超实用性的特征；第五，国民性格中的“无感动性”特征。在中国列强林立和内乱不断的时期，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景仰，和辻感慨其失去了曾有的大国辉煌，同时他深切地体认到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和意义。如何来实现这一复兴，和辻提出：首先，要认清自己；其次，必须重新认识民族文化的精髓（汉唐）。显然，他对中国文化的期待是和对日本精神的追寻结合在一起的。在他的“风土文化论”形成的过程中，除了理论上受赫尔德与黑格尔的精神风土学的影响外，对日本文化的思考，尤其是如何在世界意义上展开日本文化，更是和辻风土文化论的深层次原因。当然，结合当时的历史境遇，我们不能否认，和辻追溯精神源头的努力，与日本自近世以来的日本主义以至二十世纪30年代国家主义膨胀的语境具有内在的逻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