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644年清朝入关迄至1683年台湾郑氏政权覆灭，是满清统治者与明朝残余势力争夺天命攸归与牧民正统的殊死角力时期，可称之为“明清鼎革”期。这一时期的日本与朝鲜都已确立了朱子学的官学地位，基于夷夏之辨的观念不认同清朝入主中原，为此积极搜集有关情报，以因应可能发生的华夷秩序重新调整的变局，从而留下有关明清鼎革的大量记载。

      朝鲜与清朝之间确立了朝贡关系，岁岁遣使北京，留下了关于派遣燕行使的大量记载，其中以燕行录为主，而《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同文汇考》等大型官修史籍也多有涉及，笔者将这类文献总称为“燕行记录”。与朝鲜王朝通过燕行使节直接获取对华情报不同，日本当时主要藉由长崎唐通事口头询问来日的“唐船”乘员，获知有关中国的消息与情报，并加以“和解”向幕府呈报，这种经过和解的有关中国声息的口述概要，习称“唐船风说书”，目前大部保留于日本江户幕府儒官林春斋及其子林凤冈所撰海外情报集《华夷变态》一书中。
      燕行使的派遣与风说书的采录及其制度化，就朝鲜与日本而言，在获取中国情报方面具有相似的性质与功能，从而使得燕行记录与唐船风说书这两种文献在内容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孤立地看待。二者对于明清鼎革之中国既有从旁观者角度出发的敏锐洞察，也不乏基于华夷观念的历史想象。截至目前，将二者内容进行细致对比，探究其历史叙事的关联及差异，并追询这种异域文献所呈现的“华夷变态”与“明清鼎革”历史实相之间区别的研究似乎尚付阙如，而笔者正是试图从这个角度做一些初步尝试。
      笔者通过分析认为，燕行记录与唐船风说书所体现的华夷观念虽表面相似，而实则有本质区别。燕行记录所折射出的“尊周思明”观念缺乏自外于朝贡体制的内在动力，而是将朝鲜置于继承明朝道统的定位，这使得朝鲜可以满足于“小中华”的自我想象，同时心安理得地向清朝贡不辍。但“华夷变态”则不同，它是一种欲取中国而代之的道统自立宣言，成为江户时代日本构筑以自我为中心的所谓日本型“华夷秩序”的思想源泉。事实上日本后来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蚕食、攻略甚至吞并与占领，莫不发端于此种偏执狂热的华夷观念。所以在阅读燕行记录及唐船风说书这两类史料时，不能仅仅看到二者描述的相似性，还需认识到二者在历史叙事上的巨大差异，这种总体把握对于细部研究的深入，或亦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