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通义》是康有为为数极少的少作之一，据其回忆，此书已写成但却遗失。根据《教学通义》现存文稿，可见此书文字虽略有缺失，大体已成稿，宗旨亦甚明确，保留了康有为早年的思想。由此入手，作上下源流的探究，并考察与此相关的时事、人事等多种关系，是深入认识康有为早年政学理念发生、发展的天然凭据。

最早申说此书旨趣的是康有为高弟梁启超。梁启超虽前后见解迥异，若注意到康有为在撰《新学伪经考》之后提倡孔教、排斥《周礼》，梁氏的着眼点倒都与康有为的今古立场有关，又因其地位特殊，这一视角，大体为后人继承，尤其关注其与廖平的一段公案。

今人的研究，对相关问题多有推进，然因考察视角与欲解决的问题不同，多将考察《教学通义》与讨论康氏、廖平的学术公案相纠葛，不论所论是否得康有为之意，若自觉不强，不免会有后视眼光、随题取义的嫌疑，亦难免将本可疏通的材料作是古是今的论断。不如从康有为本身思想发生、发展的历程，确定其为何撰写、如何组织《教学通义》的内容，更能得康有为之意。

考究康有为撰写《教学通义》前后的时事及其应对，可知《教学通义》乃激于马关之战的失败，欲上书言事，讲求变法。其有变法之意显早于第一次上书。《教学通义》以时序勾勒古今礼制变迁，乃源于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之教，斟酌古今，以重订礼制，“创法立制”。在此整体理路下，看康有为在《教学通义》中透露的今古文趋向，可有新看法。康有为虽已吸收陈恭甫、陈立等以礼制区分今古学的思路，却是为其“创法立制”服务，在其整理斟酌古今礼制的框架下，故在运用时是以今古学来区分古今时序演进中的礼制变迁，周公之制、孔子之制（确实吸收公羊学之说）各得其所，绝非梁启超所言以《周礼》贯穴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