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通过分析《辽左见闻录》和朝鲜人的燕行纪录寻找历史上的“高丽棒子”。

由《辽左见闻录》可知，“棒子”与朝鲜贡使团有关。他们是“贡使从者之外，其奔走服役者”。从整体描述来看，称呼这些人为“棒子”，有着相当丑化、蔑视的倾向。此外，当时中国人把很多与朝鲜有关的东西，都叫“高丽”。通过分析《燕行录全集》、《韩国文集丛刊》等文献，可进一步确定，朝鲜使行团的服役者就是《辽左见闻录》里的“高丽棒子”。他们都隶属于中央官府、地方衙门或各地驿站。但朝鲜人的叫法不是“棒子”，而是“帮子”。

至于为何中国人对“棒子”有相当丑化、蔑视的倾向，主要是因为朝鲜使行团与当地人的矛盾所致。明时期的朝鲜使行团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并不是由两者之间直接接触而导致的，而是当地官吏为照顾朝鲜使团、苛刻迫害当地居民所引起的。

明朝对朝鲜使行团一直较为严格，加上朝鲜使者也尽可能严格地约束使行团，因此，朝鲜使行团与当地居民之间直接的冲突或矛盾并不多。到了清代，情况已有所不同。首先，清朝统一中国带来辽宁地区的稳定发展，人口也大幅增加。其次，两个方面出现了松懈的现象：一是清政府对朝鲜使行团的控制开始松懈；二是朝鲜使行团内部的控制也松懈了，除了两班士大夫以外，随从的仆人（“帮子”）也开始可以较自由地接触当地人。这样一来，朝鲜使团与当地居民之间接触的机会也大大增加。接触多，发生矛盾的几率自然也多。

这些“高丽棒子”一过境（鸭绿江），便纪律松懈、惹事犯罪。其主要原因是经历过两大战乱（1592—1598的倭乱，即“万历东征”，与1636年丙子胡乱）的朝鲜社会，出现了阶级之间的人口流动。因此，身份等级概念也逐渐淡薄，两班士大夫的威望也远不如前。此外，清时期使行团规模庞大，而能管束驿卒、官奴等服役者的人很少，两班士大夫的人数则更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士大夫很难完全控制整个使团。

朝鲜使者到清国来，看到的都是很不习惯的异族风俗，因而“守礼”意识甚至比他们在国内更加强化。但是这些“帮子”们却不同，他们一直处于历史记载的暗角，只有过境到中国后才得以“自我解除”各种各样的约束，体现出自己的存在。

朝鲜人与中国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中国人对朝鲜人的讽刺与侮辱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习俗。清中期以后，在辽东，“高丽棒子”已经成为了谩侮凌蔑朝鲜人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