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前傅兰雅的身份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首席翻译，1896年后则成了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东方语言与文学教授。作为晚清的科技翻译家，他的译作在当时产生的影响是否如他所愿？从翻译西书到教授中文，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通过什么途径实现这一身份转变的？成为美国大学里的汉学教授后，他又做了怎样的工作？这些工作对傅兰雅的中西文化交流事业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些问题不仅对理解傅兰雅一生的西书中译事业来说非常关键，而且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以往的傅兰雅研究较多关注他在中国的科技传播事业，他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创设格致书院以及发行《格致汇编》这些活动的意义和影响都有学者考察过。但对于他赴美任教，身份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首席翻译转变成伯克利加州大学第一任阿加西教授这个问题，却鲜有论述。作者在博士论文《傅兰雅的西书中译事业》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傅兰雅留下的书信文章，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对这些问题做了初步探讨。

文章分四个部分：译书志向难酬、申请东方教席、任职加州大学、心系中国进步。

      作者通过解读傅兰雅与家人朋友的通信，并考察他的译书在当时的影响来分析傅兰雅决定转变职业身份的原因。认为傅兰雅1896年去美国有两个原因。首先，1893年他想到要申请这个职位时，他的家人，即他的美国妻子和他与前妻生的四个孩子已经在美国定居，他也已经五十多岁。其次，他在中国三十五年，从事制造局的译书活动也有二十八年了，他到中国后一直把中国的文明进步当成自己的事业去追求，但多年的经验和中国的现状令他失望，他觉得自己在制造局的事业再难有大的起色。美国大学里的教席正是他改变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好机会。在申请东方教席部分，作者交待了东方语言与文学教席的来源和设置目的，并考察了傅兰雅对这个教席的期望和该教席对他来说的意义。任职加州大学主要论述他担任阿加西教席期间所做的工作，尤其是他为这个教席的发展所做的努力和他为中国学生到加州大学读书创造的条件和机会。心系中国进步其实是对傅兰雅到美国后所发表的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及关于中国教育状况的文章做的一些介绍和粗浅分析，作者认为这些文章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他到美国后依然关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并证明了虽然傅兰雅到美国后与在制造局期间所做工作的种类不同，但他致力于中国文明事业的志向从未改变。
      讨论会上，葛兆光老师及博士后同仁们针对该文的选题和论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并给作者提供了进一步修改文章的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