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祥符初，杨亿集馆阁同人唱和诸作编成《西昆酬唱集》，一洗诗坛芜鄙之习，师法义山，在“于唐却近”的风貌之下，实际上却具有强烈的互文色彩而不离宋调畛域。文本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自足结构，在与他种文本交互渗透、经纬编织的过程中，诗歌的意义与韵味向多维角度播散，具有深度广阔的释读空间，这与宋调主流实则潜通暗接。其互文手法的多样化更为宋调形成提供了形式技巧方面的丰富借鉴，成为宋诗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作为唐代诗歌巅峰之后的宋人，前人影响的焦虑成为他们创作时挥之不去的心灵阴影，宋初承五代斯文凋敝馀绪，“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他们多数只能无奈接受前人的巨大影响，结习难忘，新创乏力；在书写方法方面也纷纷缄默，未有行之有效的见解。

前辈诗人的探索与无奈为他们的继续前行提供了镜鉴，诗人们所感受到的被影响的焦虑促使他们对自己阅读过的作品与模式加以利用和改变，而馆阁修书的际遇恰好给西昆诗人提供了良好的切磋环境与勾稽整理文学记忆碎片的机会。这种馆阁修书的经历以及学侔册府的知识储备发挥了前文本库的功能，为诗人们互文书写方式的择定提供了重要契机。对语言、传统与历史的重视是他们的共同特征，阅读经验的累积丰厚了他们的前文本库，新文本的生成场域得到扩充。创作方法上的共同认识是西昆诗人选择李商隐的重要原因，以酬酢唱和为契机，他们终于实现了对忧郁的升华与超越，以创新的姿态步入了诗坛。

西昆诗人选择义山诗作为创作范式其实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甄别与研味。领袖诗人的诗学好尚深刻影响了西昆诗人，《西昆集》成了这一趋尚的集中展示，凸显了强烈的互文特征。杨亿在序言中对这次唱和的互文书写性质作了直接的揭示。互文性还存在于诗作的标题中。西昆诗人对义山具体作品的借镜更为突出。这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是义山诗以直接引用的形式出现在新文本中，两者构成共生关系；另一种则体现为派生关系，义山诗并未切实出现。西昆诗人对义山诗的崇尚更多程度上是一种改写。李商隐的诗歌终于从直接引入、改造变形到最终作为一种文学记忆、一种文化符号融入到作品当中，这意味着互文书写的创新意义的实现。

宋调的发展不是对西昆体的排斥，相反，西昆诗人所创用的书写方式在宋诗演进过程中得到了大力的发扬。互文书写经由西昆诗人的自觉倡用而凸显出其摆落前有径路的革新意义，宋人由此而发见唐音之外的广阔创作空间，西昆诸人大胆尝试的互文手法在书写技巧方面也更趋多样化，进入前文本库的作品也日益增多。西昆体奋意出新，“首变诗格”，成为宋调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