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五山十刹制度是仿照中国南宋的官寺制度而建立，五山禅僧则泛指隶属于五山十刹寺院下的僧人，以临济宗的禅僧为主。自足利氏开创室町幕府之后，一方面由于武士将禅宗视作培养武士品行和修养的一种手段，致使禅宗在日本地位的迅速提升，另一方面幕府有意培养服务于自己的知识群体，于是汉学水平与公家学者不相上下，而又       易于被幕府掌控的禅僧们便充当了幕府幕僚的角色。

15世纪初至16世纪中叶的中日间政府关系，基本是在所谓“勘合贸易”的框架下展开的，这种贸易形式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前提，便是日方必须服从明王朝所规定的朝贡制度，日本统治者必须承认自己作为明朝皇帝臣属的地位，呈上称臣的国书，才能获得与明朝贸易的资格。为了保证幕府统治的经济基础，室町幕府的历任将军基本都选择了向明朝称臣的道路，以获得与明朝贸易的机会。

而对于执权者这种有损国家尊严的做法，对日本的国体持有强烈自豪感的日本知识分子无法认同。负责撰写对明国书的五山禅僧，虽然在文化上十分尊重中国，并继续从中国学习儒学、佛学，以及医药艺术方面的知识，但是在政治上，始终坚持日本与中国平等的立场。《善邻国宝记》收录了日明交涉过程中日本方面呈递给中国的国书，它们的撰写者多是与幕府的关系最为密切的、居于五山世界顶层的僧人。虽然在国书中无法避免对明朝称臣，但他们却通过对词汇和文法的婉转运用来暗示日本与中国平等的关系。此书的编者瑞溪周凤在按语中对这种情况进行了细致的说明。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这些表面看来对明朝毕恭毕敬的国书中，其实暗含了日本知识分子宣扬日本国体，强调日本与中国平等地位的决心。

应该说，这种意识是圣德太子开启对中国平等外交的先河后便一直在日本知识分子中传承的东西。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态度可以简略地归结为 “慕华但不事大”。他们对中国只有文化上的仰慕，而没有政治上的从属主义。这是他们的对华观有别于朝鲜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点。特别是神国思想在日本兴起后，成为了日本知识分子对抗中国统治者所标榜的华夷思想的一个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也使得日本在东亚的国际关系中更具自己的立场。到丰臣秀吉的时代，这种思想上的对峙终于演化为政治上的对抗和军事上的挑战，于是催发了那场牵动整个东亚的壬辰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