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教授主持专栏《历史中国之内与外》发表于《复旦学报》,2017年第2期。本期专栏文章为渡边浩教授论文《从“Religion”到“宗教”——明治前期日本人的一些思考和理解》。
主持人的话
葛兆光
渡边浩教授的这篇论文,讨论明治时代日本如何理解和诠释“宗教/religion”这个外来词的情况。中古汉语里面,自“格义”一词,陈寅恪先生就特别通过“格义”这个词,讨论过佛教东传初期中国知识界对于外来观念的理解和诠释。现代日文里面也有“受容”与“变容”两个词,正好就是讲“接受”和“诠释”。一个外来的概念或者观念如何在“受容”之后,被丸山真男所谓执拗的“低音’和“古层”即本土文化,作了创造性(或扭曲地)理解和改造,从而脱胎换骨发生“变容”,这始终是文化交流史中应当讨论的重要问题。
19世纪西潮东来,日本和中国都面对西洋新观念的巨大冲击,包括对于传统信仰世界的历史理解,也包括对传统宗教的意义发掘。但是来自西方的同一个冲击,东亚各国却有不同的回应。很多学者如台北的陈熙远、东京的村田雄二郎和我本人,都曾通过最早从西文‘Religion”来解说‘宗教”的彭光誉《说教》,讨论过晚清中国人怎样理解“宗教”。彭光誉1893年撰写的《说教》(英文本题为confucianism,由容揆翻译),多少表达了中国官方及土大夫对“宗教”的偏见和对“信仰”的轻视。在这篇长达五十多页的文章中,彭光誉傲慢地认为,英文中的“尔厘利景(religion),于华文当称为‘巫’”,这种religion虽然可以用于西方宗教,但它与中国儒家合政、教为一的“礼教”不同,因此他把“宗教”看成是“巫觋之术”,仿佛中国的五斗米教或白莲教,甚至觉得这些religion是诲淫诲盗的骗术,这很表现19世纪末中国知识界对“宗教”尤其是西洋宗教问题的漠视和轻蔑。但是,渡边浩的这篇论文却指出,明治时代的日本对于西方religion一词的反应却不同,虽然一开始他们也像彭光誉一样,并不把“宗教”当回事,但明治维新后大量日本人出洋,在他们考察欧美之后,相当震惊于西方社会中宗教的繁荣,在睁眼看世界后,他们不仅逐渐接受“百教一致”(西周),而且还承认通过敬“神”引导“愚民”向善,是“文明国”之中“教育”和“宗教”盛行的原因(岩仓使节报告),甚至可以同意“树立宗教以缓和民心”(福泽谕吉).以至于日本最终形成“宗教振兴国民道德”的认识。
近代的日本与中国虽然都是“西方冲击”下的东亚国家,但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两国走的却是不一样的道路,即使在关于religion的理解和诠释上,也显然有差异。思想史家应当比较这些差异,因为这种比较不仅可以让我们看到日本与中国现代进程的某些不同,或许还可以重新理解美国费正清提出的‘(西方)冲击——(东亚)反应”模式。我一再强调,这个看似有点历史简单化或者有些西方中心主义的模式,还是有用的,尽管很多人急着要把费正清这一页翻过去,但这个模式至今对东亚近代史还是有解释力量的。只是我们要看到,在同一个西方“冲击’下,由于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的差异,东亚各国确实会各有各的“反应”,而这各自不同的“反应”,往往就会影响到各国不同的现代进程。
从“Religion”到“宗教”——明治前期日本人的一些思考和理解
渡边浩
【摘要】本文旨在讨论19世纪后半期,日本知识分子如何认识和理解欧美的“religion”,以及当这个词被译作“宗教”后,日本人又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一词汇。根据外国使节的观察,当时的日本人尤其是上层社会有关“religion’的意识甚为薄弱;明治时代前往欧美学习的日本人,也震惊于西方“religion”的繁盛。在明治初期众多“religion”的译词当中,“宗教”一词最终脱颖而出。“宗教”一词意指拥有“宗旨”形式的“教”或者各种各样“宗”派的“教”;其中的‘教”,来源于儒学意义上的“教化”。基于江户时代的传统以及当时追求“文明”的需求,明治知识分子将“宗教”视作维持臣民道德的工具而加以特别重视,出现了有关日本应当采纳何种宗教的种种讨论。这些探索最终导致了明治天皇制国家的成立。这一体制是拥有中国思维模式的明治知识分子以西方为榜样构造出来的,是一种将中国与西方风格折衷而形成的奇特的“教育·宗教”国家。
【关键词】“宗教” 明治时代 明治天皇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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